诏书说燕王“包藏祸心，为日已久”，罪状有二：“私印伪钞”和“藏匿罪人”。私印伪钞也是湘王的罪行之一，可能在洪武时，各王府为了增加收入，普遍都开办了地下印刷厂，私印大明宝钞。藏匿罪人，大约就是“盗贼渊薮”之类的说辞吧，意在指责燕王招纳亡命，早有不轨的企图。
　　诏书把燕王的罪行说得很严重：“先皇帝在时，震怒成疾，至于升遐，海内莫不痛愤，犹不自悔。”将朱元璋的死，一股脑归于朱棣：先帝就是被这个不争气的第四子气死的！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前文说到的，朱元璋在临终前一个劲地喊“第四子来未”？倒有可能是真的，但应该在里面加一个字：“第四子逮来未”？当然，建文帝的诏书也不可全信，只是将其作为一方的观点，与朱棣方的说法对照了来看，以明我心。

　　诏书说，燕王不知改悔易行，如今又“称兵构乱，图危社稷，得罪天地祖宗”。对此，建文帝表示：“朕不敢赦”，宣布削去燕王的爵号，黜为庶人——从此在官方文书里，燕王成了燕庶人。
　　学者们将前引《太祖皇帝钦录》里令晋王朱济熺调兵“在燕王右里行”的文字，解读为朱元璋试图用武力牵制朱棣，可能就是依据建文诏书里“先皇震怒”这一情节做出的推断。他们推测，建文朝所修《太祖实录》，在太祖崩逝的那一段，应该就是这么写的。可见，如果朱棣“靖难”未成，他将是明代第一个失败的恶王。
　　燕王已废为庶人，但“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走掉”，朝廷同时决定“命将致讨”，集齐大军，用武力消灭胆大妄为的“燕庶人”。
　　一场持续3年，蹂躏北方数省，死伤数十万的内战，开始了。

　　这场战争，或者说，中国历史上无数的类似战争，在每个时代，各有其特定的名称。如建文帝叔侄之间的这场战争，朝廷称为平燕之役，燕方则称之为靖难之役；毕竟燕难未平，所以历史上对这场战争，都取“靖难”之名。而我们知道，靖难只是一句政治口号，它并不能显示出历史的真相。这样的词汇还有很多，许多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今天，我们很明确地知道，中国历史上，在这片中国人的土地上发生的所有战争，都是令人惨痛的内战，胜者不足以讴歌，败者亦足以惋惜。靖难之役，本质上就是一场内战，它的性质比宋金战争、宋元战争更容易认定，而且这场战争的目的，总只为争权夺利，而那么多人为了老朱家的家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此，在讨论所谓的靖难之役时，我们最好不要歌颂朱棣或某位将军的善于征伐吧！

　　日期：2013-08-15 08:29:01
　　第二章　骨肉之变
　　三　北边起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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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朝廷决定用兵时，征发大军不难，最难的是择帅。赵国40万大军，就是因为用了少不更事、纸上谈兵的赵括，才一败涂地的。但当建文帝环顾朝堂时，发现自己的选项其实非常有限。
　　不过现成有一个大将，据明史专家顾诚先生研究，朱元璋在去世前内定有“保嫡大将”，此人便是长兴侯耿炳文。
　　耿氏的名头远不及徐达、常遇春、汤和、邓愈等人亮，但他资格非常老，与朱元璋是小同乡，都是濠州太平乡人，当年朱元璋回乡募兵，年仅18岁的耿炳文随其父耿君用入伍，从此追随朱元璋，成为其嫡系。耿君用官至管军总管，在与张士诚的作战中战死，其职务由耿炳文承袭；而耿炳文半生战功，也主要在张士诚方面。
　　耿炳文军事生涯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即特别长于防守，他据守位于朱、张两国相争前沿的长兴，“以寡御众，大小数十战，战无不胜，士诚迄不得逞。”耿炳文死守长兴城10年，为保护朱元璋的东翼立下了大功，以此在洪武三年受封为长兴侯。
　　但耿炳文不是横戈沙场的大将之才，他几乎从未独立统领过大军作战，缺乏统帅“大兵团”作战的经验和能力。如洪武十四年出塞，他从大将军徐达；十九年征云南，从颍国公傅友德；二十一年北征，从永昌侯蓝玉，都是作为副手，起辅助的作用。蓝玉对于他来说，还是后起之辈呢。

　　直到洪武末年，将星尽陨，他才渐渐从名将的阴影下走出来，开始独树战功，如洪武二十五年平定陕西、徽州等地“妖民”之乱，三十年挂征西将军印剿灭四川寇贼等。然而严格来讲，这些都算不得军功，用今天的话来说，是镇压农民起义，属于戡定内乱，干的是内卫部队的活儿；虽然没有吃败仗，其“武功”亦不足称。可这位内战的“急先锋”，不顾老迈，披挂上阵，东奔西跑，倒也似模似样，像极一位威武大将军。他替晚年朱元璋解了不少忧，也加强了皇帝对他的信任。

　　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七年十二月，亲自做主，把已故懿文太子朱标的长女江都郡主，也就是皇太孙允炆的姐姐，嫁给耿炳文第三子耿璿。建文帝即位后，郡主升为公主，耿璿便成驸马爷了。顾诚先生认为，这一桩政治性婚姻实质上是朱元璋为保护即将继位的皇太孙在军事上做出的安排。
　　《明太祖实录》说：“太祖末年，旧人在者独（武定侯郭）英及长兴侯耿炳文，特见倚重。”洪武三十年正月，为平定蜀乱，朱元璋以耿炳文佩征西将军印，任总兵官，而另一位皇亲郭英只是为副，可证朱元璋在晚年对耿炳文倚毗尤甚。
　　朱元璋信任耿炳文，除了他是自己的同乡与嫡系，还因为耿炳文为人谨慎谦退。比如洪武二十七年耿炳文委托翰林学士刘三吾代为撰写《追封三代神道碑铭》，他特定嘱咐刘三吾，落笔一定要逊抑，功绩应归于上，他说自己的功劳是“狗之功也，其敢以自名”？他在阐扬祖德的碑文中，把自己拟作朱元璋豢养的一条猎狗，指谁咬谁，虽然打下不少猎物，也是因为猎人指挥有方，狗岂敢自居为功！耿炳文这种深自贬抑的态度，是功臣中是不多见的，因此很得朱元璋的欣赏。

　　与耿炳文比起来，武定侯郭英与皇室的关系其实更近一些：郭英也是早期追随朱元璋的嫡系，他的妹妹嫁给朱元璋为妃（郭宁妃），是朱元璋的大舅子，也是宁妃之子鲁王的亲舅舅；郭英有9个女儿，其中两个分别嫁给辽王和郢王，他的儿子郭镇娶了郭惠妃之女永嘉公主。郭英以功臣，兼为外戚；又以朱元璋的内弟，兼而为他双重的儿女亲家。这种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在朱元璋选择“保嫡”大将时，反而成为劣势。因为保嫡是要保证嗣君皇太孙的帝位不受诸王及勋臣的威胁，利益关系太复杂，其地位不易保持中立。而耿炳文作为皇太孙姐姐的公公，是未来皇孙朝的外戚，他必然会倾心维护皇孙朱允炆的帝位。

　　综合各方面考虑，朱元璋都认为，在己身后，耿炳文是在军事上、政治上均可以托付信任的不二人选。

　　可是，耿炳文虽然忠心，政治上可靠，又有姻亲的保障，但他毕竟是第二流的人物，无论在军中威望还是军事才能上，都略嫌不足。一场势将决定朝廷命运的大征伐，由这位长于守，短于攻的65岁老将挂帅，并不是最佳人选。可是，除了耿炳文，拜托朱元璋除灭的干净，朝廷竟再无合适的大将可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