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3-08-14 10:00:37
　　第二章　骨肉之变
　　三　北边起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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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棣揭竿而起，起初只是为生存，绝未想到夺取天下。他是被朝廷逼反的，若不是朝廷威迫太甚，下手太狠，他未必遽然而反，甚至可能不反。朱棣多次说他的处境，“身遭危祸，无所容生”，他是“为奸恶所迫，不得已起兵御祸”，应非矫饰，的属实情。
　　但“冤情”并不足以成为朱棣起兵叛逆的理由。他名正言顺的旗号，是“清君侧”，是“奉天靖难”，他要统率十万雄兵，入朝诛杀齐泰、黄子澄等“奸党”。
　　“我，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国家至亲。”朱棣在反书上先把牌子一亮，摆出自己是先帝嫡子的身份，然后以至亲皇叔的资格，指出朝政昏乱、亲藩连遭横祸的实态。“今幼主嗣位，信任奸宄，横起大祸，屠戮我家。我父皇、母后创业艰难，封建诸子，藩屏天下，传续无穷。一旦残灭，皇天后土，实所共鉴。”
　　他说自己“受封以来，惟知循分守法”，为什么如今不“守法”，要起兵叛逆呢？他说“今祸迫予躬，实欲求生，不得已也”，仍是一副理直气壮的姿态，举起了“红宝书”《皇明祖训》：
　　“《祖训》云：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必训兵讨之，以清君侧之恶。”在引用祖训条文后，他把自己的忠臣肺肠剖出来，亮给天下人看。“义与奸恶不共戴天，必奉行天讨，以安社稷。天地神明，昭鉴予心。”

　　朱棣“清君侧”，与建文帝“清燕王左右导恶之徒”是同一手法，都属于敲山震虎，明明要打的是老虎，对外却宣称是打狐狸——然而，狐狸死了，虎能独存吗？政治斗争所用的枪，射出的子弹常常是能拐弯的；政治不是武斗，不能直来直去，必须学会影射、反讽、指桑骂槐和王顾左右而言他。好像中国人的灵魂里都有“政治”的基因，人人都是政治家（我其实很讨厌这个词，“政治家”是否就是搞政治搞出了精，变成官场的千年老狐狸、万年不倒翁？翻不如政客这个词恰如其分），好比中国人特别喜欢“微言大义”，还把它的发明权硬惯在孔老先生的头上；圣人的号称，谁敢不从？话不明明白白说，文章不直直爽爽写，让听者、读者去揣摩，弄得人人都在动心思：“此话怎讲？此言何意？”词汇也花哨，名堂多得很，比如皇上就皇上嘛，非得说陛下，皇上明明在陛上站着，你为何说“陛下”呢？皇太子、亲王，则是殿下了。写信问候一位老朋友，说“老兄近日可安好”不完了，偏偏要说“老兄左右安好否”，难道你写这封信是惦记他的左右仆从，或他家的衣柜桌子吗？装得畏畏缩缩，却常常并非真心，嘴上甜如蜂蜜，肚皮的心思却狠如蜂针。每看到这些，我都不禁又笑又叹，中国文化里的这一套，在我看来，正是中国人精神萎靡、人格逐渐分裂的标志。

　　言归正传，且说朱棣明明反皇帝，却不说“清君侧”，这就是古人所谓的只反奸臣，不反皇帝了。尽管朱棣是直接受他侄子皇帝的迫害，他也不能反抗，放声大骂，因为“天地君亲师”，君臣的名分最大。为什么我说这一套是再虚伪不过的东西了呢？您瞧，打狗也得看主人吧，别的门派又没请你来帮忙，你却跑来帮人清理门户，不等于打人家掌门人的巴掌？所以，朱棣“清君侧”，就是打在建文帝脸上的一个响亮的大巴掌。

　　朱棣此举，是有法律依据的，那就是洪武年间的小红书：《皇明祖训》。朱棣在造反檄文中引用了一条，原文是：
　　“如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既平之后，收兵于营，王朝天子而还。”
　　这一条确实是祖训的原文，是朱元璋昏头昏脑时写的，诸公明鉴，祖训里像这样的内容还真不少。他的本意是鉴于前代之失，如汉献帝被董卓、曹操等人先后挟持，他害怕朱家的后代皇帝无能，也受奸臣挟持，那么这个时候，就要靠各地藩封亲王起来扶持朝纲了。因此他规定：当朝廷之上奸臣当道时，亲王必须训兵待命，接到天子密诏后即率兵来朝，诛杀奸臣，然后还政于天子，收兵还朝。

　　这纯粹出于朱元璋罗曼蒂克似的幻想，如果《皇明祖训》是一部浪漫主义小说，或中国的《理想国》，那一定是一部杰出的作品。然而，祖制相当于法律，在朱元璋眼里，其地位等同于今日之宪法，岂可像发烧说胡话呢？
　　这段文字的前半截，如今就被朱棣利用来反抗朝廷，以证明其反叛的合法性（他唯一的漏洞是没有接获天子密诏，但这打什么紧，清君侧本来就是自欺欺人的）；后半截子，则根本是梦话一篇，哪有向皇都进兵的人会轻易的“朝天子而还”，而不把宝座也捎带顺走的？

　　日期：2013-08-14 10:25:07
　　《祖训》条文的前提是天子为奸臣挟持，天子发衣带诏召兵，但建文帝并未被人挟持，朱棣也没接获密诏，是他自个颠颠儿地跑来替人家清理门户的。所以檄文虽然引了《祖训》，但只是偷换概念，掩耳盗铃。口词之辩毕竟只是细枝末节，惊动天下之事，到底还是要靠“肌肉”说话；如果光讲道理，那不容易了？“重文”的建文一方，派出方孝孺等一帮儒臣，与朱棣辩论三场，朱棣绝对要铩羽而归，自然天下太平，永远无争——可惜，这也是梦话。

　　燕王起兵叛逆，这是何等大罪，他的部下非常清楚。然而众多燕府护卫将领官兵，义无反顾地追随燕王，甚至朝廷方面的高级将领张信也临难投顺，可见，燕王朱棣确为人杰，他极善于延揽、笼络人，凝聚人心；而朝廷方面的所作所为，肯定也激起了较大的义愤，失去了一部分人心。
　　当然，一时人情不是最关键的，双方力量的强弱以及在战争进程中实力的转换，才是决定时势发展及人心向背的根本。当燕王杀戮北平守臣、起兵反叛的消息传到京师，尽管稍出意外，但在朝堂上并未引起太大的舆论涟漪，多数人甚至乐见燕王此举，认为燕王狗急跳墙，只是加速其失败。朝廷决定用武力平定燕王之乱，建文帝颁布诏书，向天下宣示燕王的罪行。
　　“国家不幸，骨肉之亲屡谋僭逆。”诏书首先表达了对骨肉屡变的惋惜，然后道：“去年周庶人橚，潜为不轨，辞连燕、齐、湘三王，皆与同谋。朕以亲亲之故，不忍暴扬其恶，止治橚罪，余置不问。今年齐王榑谋逆事觉，推问犯者，又言与燕王棣、湘王柏同谋大逆，柏自知罪恶难逃，自焚死，榑已废为庶人。朕以燕王棣于亲最近，未忍穷治其事。”
　　从诏书里我们看到，朝廷是如何抓住一只螃蟹而带出一筐螃蟹的：先是周王“不轨”，供出同谋燕、齐、湘三王。随之齐王“谋逆”，再次供出燕、湘二王同谋。如今齐王被废，湘王自焚，只剩下燕王一家了。——显然，虽然事发有先后，这几只蚱蜢都是拴在周王那一根绳子上的，是拔出周王这根萝卜带出的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