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实录》记载，所谓“部将有欲告之者，荣惧不自安”。也就是说，朱元璋很可能会通过一些非常规手段，逼其叛乱，邵荣不出意料地落入朱元璋为他专门设下的圈套。“会大风卒发，吹旗触上衣，上异之，易服从他道还。”朱元璋在阅兵时候，由于风吹动旗帜碰到自己的身体，心有疑忌的他换了一套衣服避开来路返回。也就在此时，恰好有人前来告发邵荣叛乱，这里固然有做局之嫌，作为当事人的邵荣也只能认命。朱元璋接到报告后，派遣巢湖水军和元朝降将前去捉拿。邵荣就这样走进朱元璋为其安排好的战局，叛乱失败后被捉住。等到大局已定，朱元璋与他相对而饮，问曰“我与尔等同起濠梁，望事业成，共享富贵，为一代之君臣。尔如何要谋害我？”朱元璋这句话显示自己的无辜和对方的忘恩负义。

　　日期：2013-05-28 22:33:24
　　邵荣愤愤不平地告诉朱元璋：“我等同年出外，取讨城池，多受劳苦，不能在家与妻子相守同乐，所以举此谋。”我们在外面拼死拼活，你却把我们的妻子老小扣留做人质，使我们骨肉分离，无法团聚，是你将我们逼向这条路的。
　　朱元璋在听完邵荣这番可笑的告白后，流下了煽情的泪水（太祖亦泪下）。 动了感情，流下眼泪的朱元璋，居然让邵荣从泪光中读出了生存的幻想。而他的同谋赵继祖并没有那么天真，他冲着同样泪流满面的邵荣说：“若早为之，不见今日猎狗在床下死。事已如此，泣何益？”。哭有什么用？老子后悔没有早些动手。
　　这时候的朱元璋就像是一条正待慢慢蜕皮的蛇蝎，虽然还是处于蜕变过程中，但是已显示出老辣的政治手段。其实他对邵荣等人的仇怨与愤怒就像是一团燃烧的火焰，在内心升腾。他们毕竟是多年生死与共的老友，是同乡，邵荣和赵继祖的命运还联系着一同渡江的成千上万的弟兄。朱元璋要收拢这些人的心，拴住这些人的情，对那些老兄弟们有个交代。就要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表现出让人信服的坦荡，凸显内心的纠结与悲痛。于是，他将三军集合起来，学着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样子，置酒洒泪与他们诀别，而后行刑处决。

　　朱元璋本来打算将他们禁锢终身，以此来展示自己宽大为怀的胸襟。他放权给手下那些将领，通过听取他们建议，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通过民主决议将邵荣定为死罪；二是以此来考察手下将领对自己的忠诚度。也就是说，好人由自己来当，让别人为他的恶行背黑锅。比如说，常遇春就认为：“邵荣等反得成，岂肯留我等性命？妻子亦没为奴婢。上位有天命，其事败露，乃天诛之也。今反留之，是违天也。勿教后人仿效。遇春心实不甘。”也许正是这句话起了作用，朱元璋命“缢杀之，籍其家”。

　　常遇春的这番话之所以会击中朱元璋的内心，是因为当时集团内部两派间的夺权斗争已进入到一个白热化阶段。而邵荣难以自圆其说的回答不知是为那些跟随自己的部下开脱还是在为自己求饶，与他的同谋的相比，只有赵继祖在痛悔没有早日举事，说明他们可能至少在郭天爵被杀时就已经开始预谋推翻朱元璋了。而选择至正二十二年八月，除了想依仗邵荣刚刚在平定处州叛乱时提高的威望，主要应是看中了朱元璋经浙东、江西两次大规模叛乱后根基动摇的时机。

　　在铲除邵荣之后，集团内部已经没有人能够对朱元璋造成真正的威胁。残酷的斗争不仅教会了朱元璋毫不手软的杀戮，用最阴暗的心理猜度和提防一切，而且还教会了他毫无真情的作戏，用最为冠冕堂皇的姿态和理由应酬答对。他要将自己内心虚弱的东西一点点摘除，要学会调控自己的情绪，当笑而哭，当怒而笑。他的自身与他的感情和灵魂必须剥离，以便随时进行二次、三次组装，这就是一个政治家必须掌握的一门功课。

　　这种自身与情感的对立，使朱元璋变成了战争与政治的奴仆和玩偶，久而久之，他的感情就可能不再是他自身的感情，而成为权势和威福的化身，成为权势和威福这个潜在暴君的感情。因而他就可能变得喜怒无常，把一切人一切事变成自己的奴仆和玩偶。
　　日期：2013-05-28 22:37:18
　　平定邵荣叛乱后，朱元璋最为忌惮的两股势力：郭子兴的后人和其旧部的独立势力已经不复存在。邵荣叛乱事件，是朱元璋除掉郭天叙、张天祐和郭天爵的后续手段，是他实施清洗策略的具体体现。在连遭叛乱的危急关头，朱元璋仍然能够做到从容不迫地清洗内部的异己分子，以自伤元气换取对集团的绝对领导权。邵荣事件是一个节点，从此以后，朱元璋虽然在强大的外部压力面前还会一度陷于危境，但并没有真正遇到来自集团内部的挑战。

　　元末乱世一窝蜂出了那么多扯旗造反之人，只有朱元璋摘取了权力王冠上那颗熠熠生辉的明珠。一个连最低生活保障都无法实现的草根中草根，为什么能够笑到最后？
　　这个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朱元璋究竟是怎样炼成的？就当时群雄割据的天下大势而言，朱元璋的根据地是最小的，兵力是最弱的。但是从与元军主力对峙这一点而言，实力最弱的朱元璋并不是他们最为看中的一个对手。在朱元璋与元军之间至少隔着三个割据政权，东面是张士诚，西面为徐寿辉，北面是红巾军主力小明王。几股势力牵扯了元军的主力，也同时拱卫着朱元璋的地盘，这一客观环境与有利条件为朱元璋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

　　就在小明王率领红巾军主力在北方与元军进行着殊死搏斗、两败俱伤的关键时刻，朱元璋却从中大获其利，不断向南面和东南发展，将应天周围的战略据点悉数拿下，作为向外发展的坚固堡垒与前哨基地。
　　打下徽州后，儒士朱升向朱元璋献上了极为关键的三句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这三句话是要朱元璋能够暂时巩固后方，发展生产，缩小目标，慢慢谋取天下。朱元璋还是接受了这个建议，一方面将战斗力与生产力合而为一，另一方面又把地方武装与正规部队分开，不但扩大了生产力，还加强了战斗力，这也是朱元璋能在群雄割据的战争中“一枝独秀”,并最终走到最后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