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3-05-25 08:43:27
　　朱元璋虽然位列诸位将领之上，统率全军，但是他在军中的职务是由龙凤政权任命的，那些将领们与其说是听朱元璋号令，倒不如说是听从龙凤政权的号令，因其人事安排而居于朱元璋之下。夏燮在《明通鉴》中说：“念林儿势盛可倚藉，因奉宋龙凤年号以令军中。”由此说明，朱元璋集团的做法是一种从策略上考虑的权宜之计。相反，朱元璋也正好借龙凤政权的册封，在君臣名分还没有形成，集团内部结构依然复杂的情况下，号令诸将。

　　在元帅府之下，朱元璋先后委任廖永安、赵忠、徐达、汤和、李文忠、朱文正、俞通海等分别统领各路军马，授予他们元帅或将军、副将军的职名以转战四方。由于军事形势的迅速推进，占领地区也在不断扩大。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 年），朱元璋自称为吴国公仍兼江南行中书平章、都元帅。随后他又置江南行枢密院，帐前都指挥使司，左、右、前、后、中五翼元帅府及五部都先锋、镇抚司、提刑按察司、兵马指挥司等。朱元璋以吴国公的身份直接统率所有军政部门，从一开始便奠定了高度集权的规模。

　　也就是说，在朱元璋担任军队的都元帅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是以龙凤政权的名义在号令全军，而并不是依靠自己的号令来指挥军队。如果这种双线并行模式不改变，朱元璋的权力也就谈不上独立性，一个完整的集团板块就有可能会四分五裂，。
　　在这里我们需要提到一个人，邵荣。邵荣是朱元璋在濠州时期的老朋友，此人文韬武略，相当有能力，与徐达、常遇春并称三杰。如果按照加入红巾军的时间排序，他的地位应该排在徐达、常遇春之上。龙凤政权授予邵荣行中书省平章，仅次于行中书省丞相朱元璋。徐达任行中书省右丞，要比邵荣低一个等级，中书参政常遇春又等而下之。
　　日期：2013-05-25 08:44:41
　　在很长一段时间，作为郭子兴旧部的邵荣都属于集团内部的塔尖人物，他的地位直追朱元璋。如果说朱元璋是集团内的大当家，那么邵荣就应该是“二当家”。虽然朱元璋对邵荣并不满意，但是邵荣的命运并不在朱元璋的手中握着。他的地位高低是由龙凤政权直接授予，这时候的朱元璋并不是一个可以操纵一切的权力之主，而是一个半自由的风筝，飞得越来越高，风筝线却始终在别人手里攥着，他只有倚重龙凤政权才能够有效地号令红巾军。

　　既然为形势所迫，朱元璋也只有默认“用其（龙凤政权）年号以令军中”。龙凤政权机构设置基本上是照搬元朝体制，中央设有中书省、枢密院，地方则置行中书省、行枢密院。中书省主政，枢密院主军。因此，朱元璋所设置的江南行枢密院实际上就是红巾军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
　　至正十九年（1359年）五月，龙凤政权在任命朱元璋为中书省长官丞相时，原来同为平章的邵荣也升任为行枢密院的最高官员——行枢密院同知。这就意味着邵荣虽然只是这支军队的二当家，但实际上他已经掌控了集团的最高统军权。如此一来，朱元璋在红巾军中的地位、声望受到了来自于邵荣的威胁和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打着变革军队制度的旗号，对集团权力份额进行了重新分配。所谓重新分配，实际上也就是找个能够削弱邵荣权力的理由。经过制度层面上的一番运作，朱元璋可以通过行中书省的下属机构，依靠文吏直接越过行枢密院处理军务。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是架空了行枢密院这一最高军事机构的权力，而邵荣作为行枢密院的领导者，权力就这样被边缘化。朱元璋规定“与我取城子的总兵官，妻子俱要在京住，不许搬取出外。”也就是说，帮助我攻城拔寨的将领，都要把自己的妻子儿女作为人质留在京城，不许搬出去。

　　邵荣虽然属于集团内的领导层，但他同时也是集团的军事将领，需要随时听从朱元璋的调令，率部出征。这种制度上约束，可以对他进行有效地防范。经过制度上的小小变动，邵荣的权力就这样转化为朱元璋的权力。朱元璋令人佩服的地方，是他对军队体制的进一步改革。
　　日期：2013-05-28 22:17:30
　　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年初，龙凤政权将身在亳州的朱元璋提升为吴国公。至此，朱元璋由一省长官升为凌驾于行省之上的吴国公。
　　两个月之后，朱元璋将枢密院改为大都督府。将枢密院同佥朱文正调整为大都督，当时枢密院虽然改为大都督府，而先任官在外者还是原班人马。以枢密院同知邵荣为中书省平章政事，同佥常遇春为参知政事。经过一番人事调整，从表面上看，邵荣的权力得到了提升。他从行枢密院同知升为行中书省平章，仅次于行中书省丞相朱元璋。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朱元璋只是巧妙地将邵荣的权力来了一次移花接木。

　　邵荣本来就应该拥有这支红巾军的最高指挥权，即使被朱元璋做了一些限制，可他仍然掌控着权力的主动性。朱元璋提升了他的职务，却把他从相对独立的行枢密院调入了行中书省，直接受朱元璋的控制。也就是说，在权力结构的排序中，邵荣已经成为朱元璋的一颗棋子。而与此同时，行中书省里又有李善长等一干朱元璋的亲信文吏处理具体事务，邵荣的权力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被朱元璋完全架空。

　　一年后，邵荣在朱元璋集团的根据地应天（南京）发动叛乱，企图扭转被动局面。在他看来，朱元璋此时所做出的权力调整已经严重伤害到他的利益，他不能坐等对方上门来收拾自己。邵荣“常愤愤出怨言”，也就是说他经常在将领们面前流露出对朱元璋的怨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