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二端着酒杯的手在颤抖，他的心在滴血。这时，就听有人高声喊“收费”，陆二诶呀一声，手中的酒杯当啷一声掉在了地上。“诶呀，这可如何是好哇！赔了，赔了！”就在他手足失措之际，船老大一拍他的肩膀，“喂喂，陆老板，咋了？不是收费站到了，是‘首飞山’到了！您上岸休息休息吧。”
　　“啊？‘首飞山’我呸，怎么和收费站谐音呀。”陆二和船老大、陆炳等人上了岸。此刻，陆二再一看京杭大运河上的船只更少了，他不禁口打嗨声，“船老大，前往A处还有多少个收费站呀！”“陆老板，这个我还真不好说，收费站天天都在增，你就说刚才咱们经过的那个收费站吧，上次我路过的时候还没有呢。保守估计还有十处吧！”“啊！”陆二一听，眼睛里的眼泪扑簌簌的掉了下来。

　　沉思良久之后，陆二颤抖着的声音从嗓子眼挤了出来“陆炳！你去把船上的灯草全都放到岸上来！”“为啥？”船老大和陆炳都非常好奇。“烧了吧！”“烧了？咱们辛辛苦苦的”“别说了，你们想想，前后二十多处收费站，光收费站就要去了我们八两多银子。除去往返船费、吃住、买草料的钱，如果我们再继续走，那可就赔大发了。如果想不赔就得把灯草的价格提高到20两，而A处的灯草价格是八两，你们说我们能卖出去吗？总而言之都是赔呀，倒不如烧了它，我和陆炳从陆路走回去。这样的话，也许就只陪个一两。哎！早知买卖这样，我就不做了！”

　　万历年间，是明代商业受到压制比较严重的时期。即使如此，因为前后皇帝们或无所作为或治国有方，商业并没有因此没落，仍然以螺旋方式上升着。到了明朝后期，中国商业最为发达的地方主要有以下几个地方：东南沿海发达的走私经济和海盗经济、边关的边贸、盐茶产区的走私经济、江南丝织棉、京杭大运河沿线地区。这些地区的商业贸易发展极为丰富，然而，这些地区也是收盘剥比较凶的地区。例如，京杭大运河沿线吧。京杭大运河除了运军粮和政府摊派粮食之外，商业粮食和其它商品的运输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商税主要有四大类，

　　第一类是货物税（商税，针对货物征税）。洪武年间除了农用工具和教育用品不用交税外，其它都需要缴税。收税额度是商品售价的三十分之一。税收收缴是北京、南京、凤阳这个三个都城外，当时的一线城市都有中央委派税收人员，二线城市以下则归各省负责。地方商税是小部分上缴国库，大部分留作地方财政支出。
　　第二类是船钞（通行税，针对交通工具征税，户部征收）。1423年明政府开征船钞，之前则征收通行税。明政府将南京到淮安、淮安到徐州、徐州到济宁、济宁到临清、临清到通州分为五段，凡是运载能力在100石的船只，每过一段缴纳税款100贯钱折银1.25两。收税站在扬州、淮安、临清、河西务、九江、杭州、浒墅关。征收船钞后，除了临清外，其它大部地区都不再征收通行税。

　　第三类是抽分（特别商品税，工部征收）。即对木料、竹子、麻、桐油、铁、煤、木炭、钉子、铜线等制造船只等交通工具所用的物品进行征税。收税站一般在北京、南京、淮安、正定、兰州、广宁、荆州、太平、芜湖、杭州等。除了北京有四个收税站外，其他地区都是一个。
　　第四类是货物堆放许可税（门摊税，对货主进行征收）：货栈、货摊每三个月缴纳一次许可税，征收方式是由该地行业协会中的头面人物（会长）征收后交给地方官。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明代税收机关人员、征收种类越来越多。每个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多达上百名，如果加上相应的保安队伍，每个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多达数百人。其征收的品种，包括奢侈品（如丝织品、高级瓷器）、进口商品（香料等）、日常用品（草鞋、手绢、西瓜、大葱等我们今天常见的东西），其征税品种多达两千种上下。这些商品都进行了细致的税收规定。例如：

　　药材每斤、白小碗每十五箇，税钞、牙钱钞、塌房钞、各二百文。
　　荔枝、圆眼、冬笋、松子、桐油、柏油、黑砂糖、蜂蜜每斤，腊臙脂每两，土粉、土硝、硷、松香、墨煤、(荣去木改林)麻、肥皂末香槐花、胶枣、鸡头、螃蟹、蛤蜊每十斤，干兔鸡鸭每只，白茶锺每六箇，甘蔗藕每十根，竹箸、每一百双，竹扫帚每十把，蒲蓆每领，杂毛小皮每张，毡、帽每箇，草鞋每十双，税钞、牙钱钞、塌房钞、各一百七十文。

　　明朝初期，朱元璋要求不对日常生活用品征税（丧葬用物及舟车丝帛之类免税，又蔬果饮食畜牧诸物免税），到了中后期几乎对所有东西都进行征税。很显然，对民众生活起到了很坏作用。再加上，明朝施行政府官员“低薪制度”，特别是吏役没有任何薪水。他们的收入方式比我们今天某些行业的“低底薪高提成”还要危险。从中国旅游业的“低底薪高提成”所带来的诸如甩团、霸王购物、辱骂不购物的旅客等负面现象看，吏役的“无底薪”危险性更加严重。

　　税收的多少，就代表吏役的收入有多少。因此，他们在积极征税的同时，必然索拿克扣严重。最终，这些吏役为了保证收入，竟然对一些战略物资强行征税。明政府不得不在1469年规定：对于执行政府任务的运粮、运物资的漕运军船不得征收船钞。起初，吏役们还不敢明目张胆的对漕粮等征税，只是对漕运粮船上的船员所带的自备粮草、燃料征税。但其后，随着吏治的腐败，吏役们的胆子也越来越大。

　　明政府对吏役们的所作所为并非没有察觉，也数次明文禁止这种行为，然而，基层政府的运作要靠他们。而他们不征税又没有收入来源，过于认真那他们的积极性从何而来？所以说，最终还是老样子。役吏们仍然无法无天，商业税征收的地点越来越多，直到明朝的灭亡。
　　其次，官宦之家、皇家田庄的宦官们见征收税务大大有甜头，便纷纷私设征税点。为此，1502年明中央政府明令禁止。
　　再次，暗中索取、罚款、强迫捐献等事情屡禁不止。
　　其次，过于残酷的避免偷逃税措施。有些地区的收税单位，为了避免偷逃税现象的发生常常采用重罚手段。例如：税收名单上的商品中有一件商品没有缴纳税款的话，税收名单上的所有商品都要双倍缴纳。
　　再次，征税的随意性。征税如何征、哪些该减免完全由征税官员做主。
　　其次，重复征收严重。例如从河西务到北京这一河段上就有三个收税站。
　　最后，明中央政府和皇帝本身为了某种事务，也往往强行向商家无端征税，美其名曰“捐献”。例如1465年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吴琛就建议对通州、徐州的船只征收“济漕”费，也就是要求，商家无偿帮助官家的漕运。理由就是：为了国防建设、国好了你们自然就好了。
　　从数字上看，商业税并不多，例如1488年，全国的货物税和通行税总计4600万贯铜钱。该年铜钱和银子的对价是1贯:0.003两，因此，折银为13.8万两。

　　1544年，全国的货物税和通行税总计5200万贯铜钱。该年铜钱和银子的对价是1贯:0.005两，因此，折银为26万两。
　　然而，万不可被假象迷惑。真实的税收则不仅仅是26万两。正是因为上述征税的弊端，真正进入中央财政的税收不及真实税收的十分之一。据黄人宇先生估计，每年光棉布京杭大运河所承载的价值就高达50万两。而棉布只是十种大宗商品中的一种而已，况且棉布与木材、食盐、粮食等相比，其每年运送的价值要低得多。因此，全年实际上的商品货物价值，本人估计一千万两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保守估计，每年仅货物税就可以征收120万两。

　　保守估计仅货物税就达33万两，比全国的商业税收还要多，那么也就不是十分之一的问题了。即使，我们承认十分之一这个数字，那么，其余十分之九的税又跑到了谁的口袋？
　　日期：2011-09-26　21:3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