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的身份变得越来越模糊，那就意味着这个世界已经将他无情地抛离。对于朱元璋这样的浮浪者而言，只能以死亡或流散来逃脱暴虐统治所加诸他们身上的压榨剥削外，往往也采取其他两种不正常的或绝非他们所愿意的对抗方式。那就是个别零散地变为匪盗，或集体公然起来造反。一个人的生存受到威胁，而不得不逃亡，那已接近了变为匪盗的边缘；匪盗汇合啸聚到了相当数量，那就很快会变质为犯上作乱的队伍。

　　学者王学泰这样描述游民的共性特征：游民在脱离了主流社会后，会失去自己的角色定位。他们是无根可依，随着时势浮沉游荡的一群；他们没有地位，失去了社会最起码的尊重。他们常常不以为非，为了达到眼前的目的很少有是非黑白的价值观念；一些士大夫甚至普通人需要掩饰的观念和性格，在游民看来，根本就没有掩饰的必要。
　　有元一代的流民与游民的问题始终没有找到一条解决的路径，元末战乱使得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峻。当时的社会现状已经到了流民遍地，哀鸿遍野的境地。著名诗人张养浩写了《哀流民操》，以描写元代流民惨状。
　　哀哉流民，为鬼非鬼，为人非人。哀哉流民，男子无缊袍，妇女无完裙。
　　哀哉流民，剥树食其皮，掘草食其根。哀哉流民，昼行绝烟火，夜宿依星辰。
　　哀哉流民，父不子厥子，子不亲厥亲。哀哉流民，言辞不忍听，号哭不忍闻。
　　哀哉流民，朝不敢保夕，暮不敢保晨。哀哉流民，死者已满路，生者与鬼邻。
　　哀哉流民，一女易斗粟，一儿钱数文。哀哉流民，甚至不得将，割爱委路尘。

　　哀哉流民，何时天雨粟，使女俱生存。哀哉流民。
　　流民和游民大多是从小农转化而来，自然也应回到小农当中去。流民、游民数量的增多在改变社会人口结构的同时，也使得一部分人脱离了原先的劳动对象，从而影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于那些脱离了社会序列的人群，特别是游民，在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难以抑制的反社会倾向。而这种倾向，在统治者看来，是随时可以引爆的易燃品。
　　日期：2013-04-13 13:13:16
　　至正六年（1346），朱元璋曾经返乡祭扫父母，当他看到家乡灾情不减，寺院的住持仍不让他回去，只好继续云游。直到至正七年，云游四年后，朱元璋终于返回皇觉寺。这时候的朱元璋和四年前已经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一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智方面更加成熟；二是云游经历让他更大范围地接触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从至正八年（1348）到十二年（1352），朱元璋又在皇觉寺生活了四年时间，相当于大学本科读了四年。“复入皇觉寺，始知立志勤学。”这里不过是泛泛而谈，其学习内容，大约是佛教的基本知识。以当时濠州钟离的贫穷，皇觉寺的简陋，当地人文化素质的低下，皇觉寺只是藏身、混饭吃的场所，不可能有多少佛经供朱元璋修行所用。
　　就在朱元璋为了能够混口饭吃，暂时寄居于佛门净地之时，外面的世界已经如一锅鼎沸的水闹腾开来。从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颍州的白鹿庄起义，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三月，在这短短的十个月时间里，北起黄河，南越长江，东际濠、泗，西抵荆、襄，鄱阳、洞庭之滨，浙西、赣南之地，红巾军遍地游走，一副末世狂舞的乱象在整个中华大地蔓延开来。当时许多像朱元璋这样走投无路的贫民为了能够保住最后的生存底线，拼死也要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

　　这时候白莲教在民间组织的影响力已经有所显现，白莲教也称作白莲社。他们所信奉的宗教教义，实际上就是明教，也就是摩尼教的教义。摩尼教所宣传的理念是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即将到来，口号是“明王出世，天下天平”。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初三，颍州（今安徽阜阳）的白鹿庄聚集了三千人，他们头裹红布，手持刀枪棍棒，聚义造反。领头者是颍州刘福通和颍上人杜遵道、罗文素、韩咬儿等人。

　　日期：2013-04-14 15:29:25

　　至正十二年（1352年）正月，定远的地方大户郭子兴也于当地举兵。周边数万贫民闻风而动。郭子兴聚众烧香，成为当地白莲会的带头大哥。一个多月后，起义军攻克濠州，郭子兴自称元帅。
　　而这时候还在皇觉寺里混斋饭吃的朱元璋，通过各种途径对佛门外的世界有所了解。一场大饥荒带来的巨变，犹如一把利刃生生割断了朱元璋身上所有的世俗锁链。父母不存，兄弟失散，家族的社会关系都被割断，对于朱元璋来说，他在这个世上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地方官府不再管他的生存或者死亡，甲长也不从不过问他行踪，甚至连他栖身的寺庙也没有拿他当自己的弟子加以庇护。朱元璋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了人生的定位。

　　每天睁开眼睛，展现于朱元璋面前的天地就是一个无序、混乱、凶险的冒险空间。失去了家族和寺院的蔽护，他就象是一只断了缆绳的小船，任何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浪，都有可能将他吞没其中。也就在他生无所依的时候，收到了一封改变自己命运的信。
　　写信之人正是他小时候的玩伴汤和，汤和这时候已经成为红巾军的一员，在郭子兴部下做了一名千户。汤和非常清楚朱元璋目前的生存处境，就写信相约。与其在乱世中等待死亡的机会，不如放手一搏，反正最坏的结果就是一个“死”字。

　　日期：2013-04-14 15:31:02
　　就在朱元璋在皇觉寺内吃斋念佛之时，濠州城已被红巾军首领郭子兴占领。就在攻占濠州城的当天，红巾军一把大火焚毁了朱元璋的栖身之所——皇觉寺。元政府得知濠州失陷的消息后，立即派兵马驻营于濠州城南，声称攻城，可是并不敢与红巾军进行正面交锋。他们只在周边地区抢掠财物，或者抓一些青年男子，在他们头上系一块红布，算是俘虏的红巾军，上交请赏。濠州一带百姓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得进入濠州城避难，无形之中壮大了红巾军的力量。

　　按道理说，已经在皇觉寺里做了七、八和尚，人生的十分之一以上的时光是在佛的教诲下生活的朱元璋，应该时时处处信奉佛的教义。可事实并非如此，当了几年和尚，对于朱元璋来说，多的不过是一种人生经历，是生存的历练，藏身于皇觉寺不过是为了混口饭吃而已，朱元璋根本就没有心思去诵经读佛，他懂得的只是佛家的一般礼节常识，至于佛家思想、教义不过是人生旅途的浮光掠影。

　　当云游三年再度归来，朱元璋已经拥有了丰富的游民经验。有人推断朱元璋在这三年的流浪生涯中，接受了新的宗教，新的思想，新的政治教育，加入了民间社会的秘密组织。如果说人的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学习成长和积累的过程，那么这三年的江湖经历就像是朱元璋在社会大学里读完了本科。在任何时代，游民的社会经历和社会经验都会比那些困于一处的农民更加纷繁复杂。也正因为如此，种种世相才历练了朱元璋的多重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