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三年时间里，朱元璋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物，与社会上的三教九流、下层百姓在一起摸爬滚打。既得到无数好心人的帮助，也受过别人的胯下之辱和白眼。在他所经历的人间万象中，他体察到的是人性的弱点和人情的真伪。而所有这一切，成全了他性格深处猜忌残忍的另一面。他懂得在什么时候当孙子，在什么时候充大爷，能忍常人之所不能忍，干常人之所不敢干，该出手时便出手，一切在于把握火候。史料记载，为了在艰难的世道里生存，少年时的朱元璋曾经多次和街头的乞丐们打架，很多时候是以一敌众，刺刀见红。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与死亡的博弈中，他用自己的勇气狠狠地扼住了命运的喉咙。以后，朱元璋就是凭着对人情真伪的洞达来识别敌人与盟友。他经常利用人性的弱点来控制、驾驭身边的人，常常将他们玩弄于股掌。

　　等到朱元璋晚年时期，他在回忆自己的这一段人生经历时，也不无得意地感慨道：我“阅人既多，历事亦熟”，“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人之情伪，亦颇知之”。那一段江湖经历，让朱元璋迅速地成长并成熟起来。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这段经历帮助他跨过了青涩的懵懂年代，将其直接带进了成年人的世界。在那个讲究丛林法则的世界里，朱元璋学会了用另外一种角度去看待事物，体验到的世情冷暖也更加深刻。

　　日期：2013-04-15 12:40:12
　　王家卫曾经在他的电影道白里，意味深长地说，人就是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了江湖。正是江湖改变了朱元璋的性格，也正是这种性格赋予了大明王朝一种阴郁复杂的时代特征。
　　一个被社会和生活迅速催熟了的农村孩子，从乡村到江湖，让他获得了同龄人不具备的特质，勇敢，精明，适者生存的手段。江湖在赋予他这些东西的时候，也必然会损伤他身上所具备的与道德有关的品质。对于一个连生存都成问题的人，空谈道德显然是不现实的。就像一头在草原上生存的狼，填饱肚子才是第一位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什么样的手段都可以去尝试。

　　如果将后期的朱元璋比作权力的野兽，那么此时的朱元璋应该算是生存的野兽，这个比喻很形象。从土地上出走的朱元璋，已经不再是一个在生活陷入绝境时听天有命的农民，在江湖的历练下，他正在成长成为荒原上的狼图腾，一头大胆而狡黠的野兽。在凭借手段混饭吃的江湖，勇气才是生存的最大法宝。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朱元璋身上的主动冒险精神表现得愈发强烈。
　　3、初出江湖的造反者
　　元至正四年(1344 年)，黄河又一次大决口，淹没河南、山东数州县后，元廷决定下大力治河。黄河决口不绝于史，元朝更是达到了两三年一次的高发频率。而只一次，虽然不是元王朝规模最大的一次治河行动，却是它的最后一次。
　　元朝末年，整个帝国就好像是坐在了一个大干柴库或巨型火药桶上，所有人都在等待着点燃它的那一点星星之火。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宿命般的来自大自然的地理因素，对中华民族的命运发生着特别重大的影响。一个是裸露在北方的万里边防线，一个就是越来越混沌污浊的黄河。一是用来抵御外敌，一是天灾人祸有可能带来的体制上的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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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对于来自北方大草原的骑士们心中和头脑里，一再出来发挥那梦魇般作用的，则是黄河。在作出治河的决定之前，大元帝国的决策层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反对派认为：山东连年饥馑，民不聊生，聚众于此地治河，“恐他日之忧又有重于河患者”。果然，史料记载说，17 万治河民工与军队聚集起来，开始这个造福社会的宏大工程后，“朝廷所降食钱，官吏多不尽给，河夫多怨”。各级官吏上下其手，层层克扣，致使国家拨下来的工钱，大多在各级管理者手中蒸发了，治河民工光出力，却拿不到工钱，心底的愤恨可想而知。

　　元至正十一年（1351 年）四月，山东曹县西南黄陵岗工地上，民工们突然在河道底下挖出一个独眼石头人，在石人背部刻着一句话：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此种手段对于中国历史而言，只能算是一种山寨版的游戏，早已不具有原创精神。从秦朝末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时就在使用，到朱元璋的时代以及朱元璋后六百年的今天，仍然被人们甚至连手法都不变地在广泛使用着。在人心浮动之际，它所带来的功效要远远胜过那些堂皇说教千万倍。

　　这时活跃在河南河北山西一带的明教首领韩山童得到这个消息，抓住机会，分派手下人四处散布童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利用遍布各地的教会组织广为传播大造舆论。并暗暗地錾了这样一个石人埋在黄陵冈的当路处；同时精心策划，分派大批教徒混入民工，宣传天下将要大乱，弥勒佛已经降生。一传十十传百，河南江淮一带的老百姓很快就相信了。一时人心骚动，又加上督河官吏克扣修河经费中饱私囊，搞得民怨沸腾，大有山雨欲来之势。

　　朱元璋游方的几年中，西系红巾军的开山祖师彭莹玉也正在淮西一带秘密活动，传布弥勒佛临世的教义。彭莹玉的身份和朱元璋一样，也是一名游方和尚。即使朱元璋没有见过他，也不排除和他的教徒有过有意无意的接触。
　　彭莹玉秘密传布的宗教，相对多元化。他号召教徒烧香诵偈，供奉的神是弥勒佛和明王。彭莹玉生于浏阳，出家于袁州，布教于淮西，应该算是南派。另一个系统是北派，领头人是赵州栾城（今河北栾城）的韩家。韩家几代以来都是白莲会会首，烧香结众，在贫民阶层中有着很强的号召力，早就被官府盯上了，朝廷将其家族谪徙到广平永年县（今河北永年）。等到韩山童成为会首后，更是放出预言：天下要大乱，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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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所奉的偶像是弥勒佛，也叫弥勒教；同时又宣传明王出世，又叫明教。明教和弥勒教、白莲教两种宗教混合，明教和弥勒教都认为目前的现状不好，都不满意现在，都相信不久以后会有而且必然有更好的或最好的世界到来。这理想世界的实现有一个显明的标识，就是“明王”或“弥勒佛”的出世。听从他的号召，用人民大众的力量来实现这个理想，让宗教的预言成为现实的政治革命
　　南北两派在起兵以后，由于同样的信仰，又有着相同的目标，那就是推翻蒙元政权，于是就合二为一。教徒都是用红布裹头，时人称之为红巾军。又因为教众烧香拜佛，因此也称为香军。

　　明教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唐朝时期，五代时教众曾经在陈州起事，结果被政府军剿灭。那些侥幸逃脱的教众进入福建地区。到北宋时，福建南部成为明教最为重要的教区。随后明教又从福州传至浙江，当时的温州一带就建有明教斋堂四十多个。到南宋初年，明教已传遍淮河流域以及江浙、江西一带。教徒全是高鼻梁、蓝眼睛、黄头发的洋鬼子，他们信奉的神是摩尼和夷数（耶稣），乡下人将其视为魔鬼，因此明教又被称之为魔教。为了能够在中国农村地区发展壮大，明教结合中国民间社会的特点，提倡素食、薄葬、节省消费，使底层民众乐于接受。要求同教之人互帮互助，尤其要向那些穷苦的教友伸出援手。从隋唐以来，凡是现实政治使人民失望的时候，“明王”、“弥勒”出世的宣传就自然而然地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