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福利的资金从哪里来？可以确定，绝对不是印钱印出来的。社会福利资金原本是没有的，在西方国家的一战以后逐渐设施，特别是二战以后趋于完善。原本没有的资金自然需要从劳动力人口身上征税，税收不够的话，政府（负责人的政府）会发行债券，以未来的税收作为抵押等形式支付非劳动力人口的开支，其实也就是这一代劳动的人养活上一代劳动的人，只要社会人口滚动下去，并不断劳动，这十个锅，九个盖子的游戏就不会露陷。

　　人口红利在发达国家似乎还是比较有道理的，当人口老龄化严重的时候，社会负担和开支会相当的巨大。
　　福利社会其实就是通过税收、财政、养老金、保险金投资、股票等多种形式进行的转移性支付。也就是社会财富在大家可以接受的情况下的，相对公平、公正、合理、透明情形下的“再分配”。
　　不妨算一笔账，以本人所在的江南交发达地区的某个事为例。前一段时间看到CTV的联播，内容是广西山区的孩子吃到了营养餐，每个孩子每天的伙食费是3元钱，学校大概有百来个孩子，每天吃得上肉的营养餐其实也就是300块钱。不过这是一个能否长期坚持下去的“福利”，还是应景的“彩排”，本人生表怀疑，如果有好事者逐一验证那个联播报道的真实性，报道内容能够延续的长久性，不怀好意的揣测，绝大多数都没那么美好和长久。那些孩子很可能前十天吃到了肉，后十天继续吃着白菜萝卜。

　　再算这笔账的时候，我们姑且认为孩子每年在学校吃200天的饭，一年营养餐的花费大概是6万元。善良的我们从心底里愿意承担孩子们的这点钱，他们是祖国的花朵，山区的孩子能够有这样的福利，那么本人所在的地区，自然不会差到哪去，只会更好。
　　而这悲伤、心痛、绝望的六万块钱啊！就可以让一百个孩子算是有尊严的在课堂上快乐的生活了。
　　那么，好吧！在本人所在的村子，有几个被称为某支书、某村长、某会计、某妇联、还有某某某的某某某（其实在本人所在的地区，这些某某某还是干一点实事的，这是真的，干一些实事，本人家边上的垃圾桶就从来没有溢出来过，整体经济发展的也还算可以了）。但这些某某某按常规，一个月的薪水多了说也就是五六千，而他们抽着很高档的烟，也有很多应酬，年收入似乎也不低。还是不怀好意的揣测，一个某支书一年所使用纳税人的钱，除去工资外的开支，也不会少于六万，这是绝对肯定的。而他们这些本不属于他们支配的纳税人的贡献，完全可以解决一个100人小学学生的“营养餐福利”。

　　不要看着那些孩子的生活环境时候无奈的心酸，你为他们争取的，其实也是为你们孩子在争取的，他们得到了，你的孩子得到的将会更多。
　　而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真的有所谓的人口红利吗？红利了谁？有累着了谁？
　　姑且叫做“糊涂、很大一部分被截留不知去向红利”。
　　日期：2012-04-18　13:52:24
　　低工资的“堰塞湖”
　　低廉的商品价格无疑是最佳的竞争方式，低廉的商品价格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原材料价格的高低、劳动力成本的低廉、税收政策的倾斜、运输成本和中间环节的节约。

　　数十年来，有一个不容抹杀的成就，那就是中国制造几乎占领了世界商品的各个角落，中国制造几乎成了价廉物美的代名词（出口商品质量还是不错的，劣质商品就在国内转转）。
　　造成中国商品价格低廉的原因有很多种，劳动力成本的低下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我们用勤劳和汗水充斥了全世界，让全世界人民幸福的生活在沾满中国人劳动的汗水味氛围中欢快的沐浴在阳光之下。
　　好事者可能又会抱怨，本人是为劳苦大众打抱不平，至少不完全是。
　　汇率的变动，汇率升值尽然让善于出口的中国企业手足无措，甚至不敢接单，那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出口退税，赚的钱一部分是退税的收入，一部分是仅有的一点点毛利。说白了，就是饿着自己的肚子，占领市场，充当好人。
　　这里又有了一个经济学的常识，在以金本位为支付手段的贸易时期，这样肯定会被商品输入国打上倾销的帽子，不然本国强大的贸易顺差就是彼国的贸易逆差，以真金白银为货币的时代，一国黄金的大量流出代表一个国家经济的衰落。贸易逆差的国家必然会通过提高进口商品的关税，鼓励本国的出口实现再平衡。而那时候的汇率制定就是当时两国之间货币大小或是含金量（白银量）的折算。一元纯金的英镑的重量比一元纯金法郎要重一倍，一英镑兑换一法郎的汇率就应该是1:2，如果含金量不同，再通过含金量的比率进行换算。

　　与黄金白银脱钩的纸币的发行，彻底摧毁了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时代和规则，在不久的以后，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也摧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赤裸裸”的“剩余价值论”（创业者的辛劳确实应该拥有更多的回报，所以不要仇富辛勤工作的老板）。
　　我们就看到，为何欧美很少会对我国的低端制造了采取反倾销的诉讼，因为中国制造的大部分商品其实就是对他们国民的一种福利（《硬着落里》也有所阐述）。
　　而习惯了低工资，低成本，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和出口退税的中国企业，互相压价，进一步降低了商品价格，也间接的失去了给员工提高工资的动力和可能。
　　这就像一种“资源的诅咒”，越是有某种丰富资源的国家，并不能成为富裕的国家，越是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也很难真正的实现民富。
　　当低工资和国内企业的恶性竞争成为一种习惯，得利的却是别人（如果自乱阵脚，效果也是一样的）。
　　多年低工资，廉价的结果是造成庞大的产能过剩，也可以成为出口依赖症。低工资，高物价，特别是绞肉机一样的高房价又断绝了内需通道，问题越来越复杂。
　　而在此时，周边嗷嗷待哺的次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缅甸、巴基斯坦等等，以及金砖三国们看着困扰我们头痛的问题，他们觉得是香饽饽。

　　用工成本和优惠政策时代的终结很有可能是拉开产业大转移的序幕，也可能引起失业潮，习惯吃猪肉的热门突然发现猪肉买不起了，前狼后虎，左右为难了。
　　而这些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失去了渐次提高劳动力工资的窗口期，通过渐次提高工资，从而提高中国制造的价格。
　　于此同时，价格温和上涨的时候，疯狂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因为竞争的激烈倒逼，使其有一定的缓和，并向向内需转移，也可以渐渐淘汰落后的产能，促使行业的整合，倒逼企业加大研发和提高产品的质量以及技术含量，从而渐渐摆脱低端制造实现经济转型的愿望。
　　本来是有这样的机会，毕竟那些渴望产业转移过去的国家在数年前的政治、经济、软硬环境都不太能够吸引企业的迁入。
　　低工资、低农业产品价格确实占领了世界低端制造业，也失去了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绝佳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