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9-06-17　19:18:21

　　有关刘邦兵败被俘或是投降，只是一种猜想，尚无明确的证据证明，只能从一些侧面信息中得知，双方的停战协议很可能是建立在汉方屈服的结果之上。史书上与此相关的内容，很可能再一次因讲了政治而在真实性上参杂许多水分。
　　战败后的割地赔款，对于作为统治者的刘邦来说，虽然觉得蒙受损失和屈辱，但是比起丢掉统治权来说，并不是更加难以接受。这是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问题，是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面临矛盾的问题。以其政治地位为出发点不难发现，只有保住统治权才能保证自己享受到高人一等的经济给养以及种种特权，这是其全部利益的根源。失去部分土地，只相当于失去部分利益，而失去了统治权则等于失去一切。

　　统治者的权力根基在于权威性上，这是他们不容触动的禁脔。为了维护这虚弱的权威性不受损伤，他们不惜大开杀戒，更毋论满口谎言。兵败被俘或投降，在一贯胜者王侯败者贼的社会氛围里，绝对是权威性的天然大敌。这道理意味着即使刘邦真的如假想中那样兵败，也不会对外道出事实的真相。
　　至于割地赔款，则更是维护统治权的大忌，因为这是有损于整个社会群落经济利益的行为。土地是一切经济行为的基础资源，对于社会群落来说，减少了土地就等于减少了群落内的人均资源，这无须多言。而赔款却是实实在在地把额外经济负担分摊到每一个社会群落成员身上去。史评中对战败并割地赔款的行为异乎寻常地深恶痛绝，动辄口诛笔伐，甚至把问题上升到民族大义、国家荣辱的道德高度上，其内在原因实为经济利益受到损害而产生的应激反应。

　　将损害全体社会成员经济利益的事情公布于众，是任何为政者都不敢尝试着逾越的警戒线，尤其是这一切的损失根源皆因自己的过失而起。若胆敢以身试戒，必会沦落至万劫不复死无葬身的境地。为了降低甚至是转嫁、回避政治责任的风险，政客们拒绝信息的透明化，拒绝社会其他成员拥有知情权。是谓“君不密失其国；臣不密失其身”。由此推论开可知，食利阶层和靠近食利阶层的社会成员，也就是政治主体的成员，无论犯下多么愚蠢的过错，都不会公开直接承认，反而会颠倒是非黑白并力图以此掩盖过错，最不济，也要滤掉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可以说，政客们在美化自己时都是不遗余力的，哪怕伪造历史。

　　然而细考究起来却很容易发现，凡是在政客指使下散布出来的信息，几乎条条水分十足，其内容无不是赤裸裸地自我吹捧，称自己的决策英明果断正确。至于事情的真相是到底是何种情形，究竟结果是得是失，是盈是亏，则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
　　此时回望历史中所谈及“陈平奇计”与“厚遗阏氏”的说法，却感觉别有一番味道在其中回旋荡漾。贿赂女人，却不明说贿品所用何物，这很容易让人误解为能打动女人的东西，必然是华服美饰。殊不知，土地同样可以用来做馈赠品。换言之，将战败割地说成贿赂匈奴单于的女人，这看起来只是自欺欺人，尽管两个说法都是指同一件事。然而于政治上意义却不尽然，后者的说法摆明了是将严重的事件淡化处理，避重就轻。要知道，仅仅是说法的不同，割地事件的政治性质就会因此完全改变。

　　同样的道理，一个“和亲”的说法掩盖了战争赔款的实质。甚至在后高祖时代的汉匈外事活动上，这“和亲”都可以扯来做政治遮羞布。

日期：2009-06-29　23:17:29

　　不能不续，起码要让兄弟们看完这一节！！！
　　两者要选个平衡点嘛，不干烂尾楼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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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汉高祖开始，汉帝国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延续了五十余年的时间，期间双边发生过一些小规模的摩擦，但是罕有有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出现，这与汉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战略构想有关。
　　当军事斗争不再成为主要的政治方向时，或者说，依靠武装斗争的手段不能再获得经济给养的时候，经济建设就成了新时期的政治主题方向。后高祖时代，也就是自汉惠帝、吕后执政时期起，汉帝国政府的政治工作重心就已经逐渐向经济发展这个方向偏移。在文帝执政时期，尤其以经济发展工作为重。

　　建国初始的汉帝国满目创痍，百废待兴，经济供给处于极其紧缺的状态中。彼一时，缓和双边矛盾，无疑是一种降低经济建设成本的方式。简而言之一句话：以空间换时间。这源于农耕经济在稳定性、抗风险性以及可发展性上，与游牧经济相比较，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就是农耕经济的高弹性所致，这意味着以同样的时间长度为限制条件，农耕经济的发展速度要远高于游牧经济。然而农耕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壮大，会对自然环境造成难以逆转的破坏。典型的如垦荒、伐树、兴修水利工程等，此为一则闲话。

　　文、景两代皇帝执政时期，“和亲”事实上成了缓和双边矛盾的政治手段。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助于残破的经济及早步入康复的轨道，而支付适当的稳定环境成本，对于整个社会群落来说，是可以容忍的。
　　接受对外输出经济给养换和平，对于汉帝国这个新政权来说，同样很有必要。因为这是一个稳固政权的重要战略方案。一般来说，外部的压力大多不至于引起政权的变革，而内部的紊乱，将会影响到政权的稳定续存。尤其是当血缘关系不再能约束政治利益的分歧时，国内的政治环境又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因此，这个时候的第一要务是集中力量消除、解决内部的矛盾。甚至可以这样说，在没有剪除新割据势力前，试图对外采取任何强硬措施都是不明智的。因为这极有可能会使江山色变，政权易手。以血为代价得来的政权，任何持有者都不会宽容地允许他人共享，更不要谈转而易手的问题了。

　　无数次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长城往往从内部崩塌。因而说若想攘外，必先安内。

日期：2009-07-06　18:59:34

　　更新更新！更新才素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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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文谈起过，经济进入复苏期人口会产生激增的效应，尤其在政治鼓励之下更是如此。短短的三十年时间里，完全可以繁育出一批具备再次繁衍能力的新生人口。事实上，在景帝执政时期，人口的压力就应该初显端倪。这点从晁错的屯田奏折上就可以看得出。
　　晁错算是个有远见的人，但是作为从政者，他显然政治上不够成熟，所以最终遭至杀身之祸。
　　武帝执政时期的人口爆发性增长，是社会群落内不堪承受经济压力重负的开始。而经济实力膨胀的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利的要求，则是危及专制统治的潜流。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成了武帝时期严刑峻法的源动力。然而仅仅是这还不够，严峻的形式逼迫着武帝必须以更激烈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在经济上要国进民退，维护住统治。毫无疑问，以战时名义是最好的办法。只有将国家军国化，使得整个国家处于长期的战争状态，才能保证这个社会群落中的一切资源都能随意地供统治者加以调拨、使用。制造对外矛盾，并开动战争机器，从来都是强化集权专制统治的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