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僭主多是通过武力而夺取政权，在夺取政权过程中，不免因战争造成大量人口伤亡，此时用于生产的原始经济资源是过剩的，如土地等不再稀缺，反倒是劳动力成了稀缺资源。因此说，战后恢复经济的最重要一环是恢复劳动力增长，也就是恢复人口增长。囚犯作为基础人口存在，是促进未来人口增长的原始资源，同时他们具备参与社会劳动的能力，将其免罪释放出来，有助于加快经济恢复的速度。

　　然而恢复经济和稳固统治尚需要一个平衡点。项羽死后，其政治势力虽然就此烟消云散，但这并不代表刘邦就可以高枕无忧。因为在第二次分封后，新一轮的政治势力割据就此重新开始，刘邦面临的政治威胁依然存在。
　　史中记载，汉高祖称帝后，曾允许士兵解甲归田，定居关中的士兵，给予十二年免税政策，返回原籍的，给予六年的免税政策。乍一看，很容易将这理解成是在就此解散军队，让士兵彻底回家务农，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然而细一推敲，却发现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前文说过，由于第二次分封，作为政治安全隐患的割据势力仍旧存在，未将他们剪除之前，解除武装力量的做法根本是自寻死路。

　　翻回头去史卷中找答案，不难看到，刘邦解散军队这件事，至多只是一个噱头，因为两个月之后他就再次调动军队开展军事行动，以谋反之名对时为燕王的臧荼动武。
　　兵员的组织和动员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可以，倘若真如史中所言，刘邦将军队解散，那么他征讨臧荼的事情就难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因为在如此仓促的时间内，将归家种田的士兵重新集结、组织起来是很困难的事情，就更不要提进行武装征讨了。
　　由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刘邦至死前，都没有彻底停下军事行动，由此可见，在他有生之年里，根本没有过真心实意地裁军念头。当然，这也受形式所迫。在执政者的军事神经始终绷紧的前提下，其辖区的经济体系实难脱离战时状态。而战时状态的经济环境往往处于高度集中管理之下，政治权力频频会插手经济事务。这种政治权力干预经济的情形，就是典型的管制经济。典型的例证是，在汉高祖刘邦在被确立为核心领导者的政治地位后，曾动用行政命令，严格限制富庶人群的消费标准，尤其是商人，如禁止穿丝绸衣服，禁止使用马车等。同时伴有抑制商业发展的政策存在，不仅提高商业税率，还对商人施行低国民待遇，如人格歧视、侮辱等。

　　由此可知，刘邦执政期间的经济环境仍旧处于政府的高度管制之下。曾有史学家认定汉初的经济政策，是类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其实是不够准确的。因为没有半点迹象表明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力度减弱。

日期：2009-04-11　11:22:31

　　兄弟们各抒己见，好的很好的很，我也跟着看看热闹。
　　看完了，俺更新。
　　“黄老之术”于汉初的盛行，是个较为模糊的背景，并不能成为自由经济的明确证据，至少在刘邦执政阶段，经济政策尚未向自由化发展。真正逐渐推动经济向自由化发展，实始于惠帝、吕后执政时期。而经济泛自由化的高峰则在文、景二帝执政时期，是谓“文景之治”。
　　文帝执政期间，主要着力于恢复经济秩序，鼓励农业生产。对于这一点，无须过多怀疑。然而在政治气候上的宽松，比如放松对民间言论的管制，废除连坐法并减少肉刑的施行等，却要换一种角度来思考和看待。因为这段历史首次被载入史册的背景是我们所不能忽略的。做为记录者的司马迁，由于其生活年代距那段历史过于相近，以至于令人无法相信他所记录的历史完全属实，并没有半点因政治压力而杜撰的美化成分。尤其是当我们了解到，他曾因写史不慎而受刑的这一历史细节，更应对他笔下特殊时期的历史，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态度。

　　所谓肉刑，就是指伤害人肢体的刑罚，其设立目的是以其残酷性威慑社会成员，使其不敢抵制或否认统治者的权威性。肉刑的施加，绝大部分会伤害到人的劳动能力。从保护劳动力的角度讲，汉文帝时期有可能会减少肉刑的使用，但不能就此认为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体现人道主义精神。当其统治者权威性受到挑战或玷污，他下达死刑命令时的决绝，丝毫不比其他任何暴君逊色。在新垣平一案上，文帝就展示了其作为统治者的冷酷无情。普通的欺诈，断不至于以生命来作为支付失败的成本。然而这欺诈行为若是施加到统治者身上，令其不可侵犯的权威性有蒙羞之感，那么难免遭至极刑。于是我们看到，在骗局被拆穿后，自觉被愚弄的文帝对新垣平没留半点情面，果断而毅然地下达了处决及灭族命令。

　　连死刑都不吝使用的统治者，不能奢望其对肉刑完全望而却步。
　　据史而言，文帝执政时最被史官称道的是建立了针对老年人的社会福利制度，一旦年龄达标（八十岁以上），即可按月领取政府给予的经济保障。仔细辨析，却发现这制度的形式主义倾向非常严重。就当时社会的平均寿命而言，能达到这个标准的几乎是凤毛麟角。因此这看起来具有人文色彩的政策实为镜花水月般遥不可及，以此来作为对汉文帝歌功颂德的依据实在过于单薄。

　　究汉文帝刘恒一生的政治历程可知，其执政目标惟有经济复苏。在位二十三年的时间里，他始终贯彻着政府少干预经济的自由经济理念，推行减税政策，放宽对商业的管制，允许个人承包山林川泽等国有资产。这些举措无疑为汉帝国的经济从萧条走向复苏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
　　作为执政者，文帝更喜欢采用权术也就是阴谋政治来控制局势，而并不推崇暴力镇压或严刑峻法。这与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息息相关，人口的密度不足，使得劳动力显得的稀少而珍贵，不到万不得已的程度，轻易不会采取伤害劳动力的激烈措施。经济积累的薄弱，不至于造成社会矛盾激烈到难以控制的地步，所以也无须用刑见血。
　　景帝执政时期，曾经对经济政策尝试过改变。由于对新政的风险预估不足，只能浅尝辙止，之后仍旧沿袭着文帝时期的经济政策，不再做大的变动。长期稳定的经济政策，使经济环境具备了足够的延续性，因而保证了经济发展的持续进行。
　　由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环境产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使得文、景两帝在执政技术上出现了必要的差别，这差别直接体现在对政治局势的控制手段上。与文帝所不同的是，景帝于执政期间，不完全依靠阴谋政治和权术来控制政治局势，而是在其中夹杂了暗杀手段，如秘密处决条侯周亚夫。

日期：2009-04-18　22:59:41

　　汉代的经济自由主义，其理论基础在于“黄老之术”。事实上“黄老之术”更侧重于政治理念而非经济理念。所谓的无为之治，只是一种表象，隐藏在这背后的是无所不为。说得浅显些，是用阴谋手段来巩固权力基础，而不论这权力的来源是否合理。从这个角度看，黄老之术的核心思想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如出一辙，都是对权力的目的性极为明确，且秉承着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思想。虽然两者在诞生时间上相差一千六百多年，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在核心理念上的异常相似。

　　任何一种在历史上流传，并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出现，绝不可以孤立地认为是横空出世，其诞生的基础必然脱胎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与社会的现实情况有着紧密的联系。黄老之术之所以成为执政者的政治理念，是由于与当时的社会状态有着足够的契合点。然而受限于黄老之术的起源背景，其理念中又有与现实情况有着不相吻合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