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在战略决策上的失误，造就了自己的被动形式，令自身的优势在分封后的战争中大打折扣。长期的战争消耗，使得项羽控制的经济资源在逐渐枯竭。潍水之战中，项羽帐下的龙且因轻敌而导致的失败，则成了历史的关键转折点。这一战不仅成就了韩信的英名，还彻底断送了霸王君临天下的梦想。此后形式急转直下，变得对项羽极为不利，无力扭转局势的他，最终以垓下之战的失利宣告败北。而刘邦，则在种种必然和偶然的交错下，堂而皇之地成了胜利者，夺得了天下，建立了自己的汉政权。


日期：2009-04-04　12:38:51

　　如前文所言，不难看出，项羽争夺天下的失败确有必然因素，但不是广为人知的那些。起码说，那些个人色彩浓厚的因素并不能为左右失败的决定性因素，至多起到催化剂的作用。更多的时候，那些个人因素只能作为一些花絮来看待。真正影响到成败的核心因素，往往都在战略层面上。信息的充分程度和甄别能力，是制约着战略决策的重要条件。项羽的战略上出现重大失误，和缺乏秦政府的政治文献做参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此种情况实为信息资源不足。反观得到秦政府政治资料的刘邦，能逐步摆脱被动的局面，不能不说是充分的信息源给予了他做出正确战略决策的条件。

　　回想起霸王乌江自尽前的感慨，恐怕他至死都没有想透自己缘何而败，只带着满心的疑惑与不解告别了这赋予他一切毁誉的人间。
　　楚汉相争的成败给后世最大的借鉴是，在筹划受多种因素影响的事项时，如经济运作，如军事行动，如政治变革等等，只要在战略上犯了错误，不管在技术层面做得多么优秀，都难以逃脱全局失败的命运。甚至说，一旦执行错误的战略决策，在技术层面上做得越优秀，偏路走得就越远，失败得就越快，挽回的余地就越小。反过来说，在操作复杂的事项中，谋求胜利的途径至少要建立在精准而妥帖的战略决策上。大到社会群落，小至独立个体，这点道理都是通用的。


日期：2009-04-06　18:15:24

　　十、经济复苏——自由经济PK管制经济
　　秦末的大混乱彻底摧毁了当时整个中国的社会秩序，以经济为尤。秦帝国崩塌后的剩余资源，则成了汉朝创建的基础，这其中包含完整的政治制度、法律条文、地理图册、户籍档案等图文资料，也包含着具备相应政治管理经验的人力资源，同时还包含着被战祸破坏殆尽的经济环境。
　　《汉书》和《史记》中均对汉初严峻的经济环境有所记载，两者大意是相近的，都是因战乱而导致大规模的经济衰退，连做为最高统治者的刘邦的车，都配备不齐四匹同样颜色的马，更不要谈其他政府官员。政府官员能混得上有公务用车待遇的，都是高官，通俗的说法叫够级别。现代些的说法是部级官员，在那个时候叫三公九卿。但他们的公务用车，也仅仅是牛车而已。至于平头百姓家，基本上穷得吃完上顿没下顿。因为常年的战祸使得他们把家中的经济储备消耗一空。

　　史籍中定义汉朝开始的标志是秦末帝子婴的投降。在那个时候，天下的战乱非但没有停止，反而越演越烈。持续的战乱对经济的破坏日益加深，特别是被项羽联军刻意破坏的关中地区，经济形式曾紧张到人吃人的地步，前文曾对这个问题有所提及。
　　《史记•平准书》中只记载了粮价暴涨，并将其归咎到商人的囤积居奇上和货币制度变更上，而没有记载当时的人吃人现象。至于《汉书》的《食货志》和《高帝纪》则没有回避这一历史事实。料想这应该是政治机密过了保密期，允许解禁的原因。联系到《史记》作者司马迁的个人经历，可以肯定他记录的绝大多数历史都很讲政治，因此在以《史记》为证的历史推断中，一定要注意甄别其内容的合理性，否则将无法归纳出真正的历史规律。

　　粮食价格的暴涨，如果将其认定为通货膨胀，那么货币体现出了问题肯定可以作为原因来看待。而商业行为将商品价格扭曲，也不是不可能。这种人为扭曲市场价格体系的做法，古代叫囤积居奇，今天我们叫它炒做。如果脱离开人吃人这一历史细节，几乎可以认定，这就是导致粮食价格变化的真相了。然而人吃人的惨相告诉我们，粮食价格的变化却是另一种画面。

　　如果到了靠吃人才能活命的地步，那么对于这个人群来说，铤而走险，行凶抢劫根本不算什么挑战勇气与道德的事，甚至不用权衡利弊就可以判断出，这是种低成本生存的办法。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氛围根本容不得所谓的囤积居奇。道理很简单，如果某人有粮食，价格高到大多数人都买不起，那么买不起粮的人公开联合起来，明抢粮主就是最简单的解决问题办法。当商业规则已经破坏，社会秩序不复存在的时候，事态的变化不能按照秩序井然时的社会逻辑来推测。

　　由此可以断定，汉初年通货膨胀问题的根本原因很可能只是粮食和经济物资的短缺，或许货币制度问题可能是推波助澜的凶手，但绝不是主导因素。至于商人从中作梗的说法，基本是不可信的，应该是司马迁迫于政治原因而进行的的栽赃。

日期：2009-04-08　16:11:51

　　更新一段，略微少点，晚上大约12点前后会加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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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中记载，刘邦当时解决饥荒问题的办法是让百姓把孩子卖掉，然后到四川去寻求赈济。我个人认为这个说法很令人费解。粮食短缺如斯，多一口人，就多一张嘴吃粮。谁能愚蠢到在这种情形下买一个消耗粮食的累赘？即便是豢养家奴，眼下的成本未免太过高昂了吧。
　　以经济观点看待，以交易行为增添人口，可以按投资定性，然而在那个特定的时期中，投资于人口，显然不会在短期内有可预期的收益，那么增添的人口相当于购进亏损资产，是不符合经济原则的。因此可以判定，若以投资的角度，人口在当时一定缺乏足够的市场需求。难道这是历史中无端的一笔？我个人不愿相信这种草率的结论，于是又做了些猜想。

　　将购置人口当成投资，是基于最大限度保留人口的初衷，如果改变初衷，不以最大限度保留人口为准则，那么这人口交易是为了什么？难不成是消费？如果顺着这条思路捋下去，那么结论将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易子而食、析骨而炊。
　　仔细对比《汉书•食货志》和《汉书•高帝纪》中记述的那段历史，可以发现刘邦在当时是急征兵进行战略防御。有一个问题实际上是被回避了的，那就是军粮从何而来。因此可以做出一个设想：本就极为稀缺的粮食被征做军用，极少数的粮食流入黑市，其价格高达上万钱一斛，为了防止百姓因无饭可吃而哗变，军队采取了戒严行动，采取诱骗加武力的办法，驱逐百姓到巴蜀之地自谋生路。为了暂时避免因饥饿而死亡，刘邦鼓励平民易子而食。自己的孩子下不去口吃，换着吃起来，情感上至少要比吃自己的孩子容易接受一些，而且历史上曾有先例。

　　从这个角度来看，“令民就食蜀、汉”并非史评者通常认定的赈灾行为，而是军管政府的临时应激措施。那么就此推论，起码在公元前205年的下半年时期，经济秩序仍未有任何恢复的迹象。

日期：2009-04-08　23:20:20

　　加更。
　　汉高祖刘邦着力稳定社会及经济的秩序始于其最大政敌项羽死后，那是公元前201年初。他率先做的是释放囚犯，用过去的说法叫大赦天下。这也是每每改朝换代，尤其是僭主上位的时候，都会有此举措。最常见的解释是，这些虚伪的僭主为了向社会表达他们的善良而采取的手段，其目的是取得社会的信任，降低因过度恐惧或置疑而带来不必要的执政成本。我个人认为这只是浅表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或者说更直接的原因，还在经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