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四经》与《道德经》起源的时代，其社会生产能力及社会群落所掌握的资源总量，与汉代相比有着巨大的差别。这意味着老子在理论中所建立的“小国寡民”模型，无法套用到汉帝国庞大的身躯之上。老子本人并未经历过帝国天下的时代，对经济富足并无深刻的理解，只能认识到政府少干预经济的好处，却不知道经济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社会群落中有经济积累的成员会要求政治权利。这是人的社会意识使然，因政治权利不足而对保护个人的私有财产缺乏信心以及安全感。

　　对更高政治权利的要求，是直接有悖于最高统治者核心利益的。这种政治权利归属的矛盾会因经济的不断发展而持续升级，直到累加至社会无力承担而最终以极端的形式爆发。景帝执政期间的“七国之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以今日观点来看，黄老之术略微窥得了些经济发展规律的门径，但是理解并不深刻，对新技术作用于经济的效果，以及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社会意识变化，并无前瞻性的洞察力和主动应对的法门。理论的天然缺陷，使得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便丧失了指导社会继续前进的能力。理论支持上的无以为继，令统治者和整个社会都陷入迷茫之中。社会成员的政治权利要求，与帝国统治者维持至高无上皇权的要求，这两者间存在的矛盾根本无法调和。文帝的权术，景帝的暗杀，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评判执政者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刘恒还是刘启，在执政中的表现至多是处在一个合格的水平线上，并没有任何举措超出其应尽义务。说得通俗点，他们只是将本职工作中规中矩的完成而已。因此后世给予他们过高的评价是有失妥当的。若以尽职就该受到歌功颂德的礼遇作为标准，那么依据这种逻辑，玩忽职守就该是种被默许的常态。正是这种低标准松要求被社会所认可，才使畸形变成了常态，并在无意识中对后世的文化产生了的深远影响。


日期：2009-04-20　18:13:09

　　如何施政才能既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又保证极权体制不变更，是文、景二帝在有生之年都无法破解的迷局。这是一个死结，经济泛自由化会导致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同时催生了社会成员对于政治权利的要求。这是自身经济能力的使然，因为只有具备同经济地位相吻合的政治权利才能进行自我保护。而这恰恰又与极权主义下的皇权有着绝对的抵触。皇权要求自身具备给予社会群落内一切成员的伤害能力而不受限制。

　　不妨这样理解，民权与皇权是对立的，民权的前进，意味着皇权的后退。而皇权的后退，则代表着极权体制的根基被动摇。这是最高权力执掌者所不能容许的，更是极权体制下特殊利益群体所不能容许的。事实上，这些特殊利益群体才是极权体制下的政治主体，以血缘关系或姻亲关系同皇权作为联系纽带，从而形成的大约五百个特殊家庭的联盟。社会群落中，一切优势资源被他们所垄断，一切的利益皆以他们为核心。可以说，整个社会都在围绕着他们的利益运转。他们不会容许其他人轻易染指这属于他们的特权。而强大的皇权只不过是他们共同利益的集中代言，是他们利益的保护伞而已。这些特殊利益群体致力于维护皇权的目的就在于此。倘若皇权的掌控者个人不愿维护他们的利益，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换掉掌权者，直到他们满意为止。

　　一句话可以概括这本质：帝国时期的最高权力掌控者其执政是为了特殊利益群体，而绝非为民。
　　由于这些特殊利益群体从中作梗，在民权与皇权产生剧烈的矛盾时，历史选择的道路往往是最坏的方向。每当需要维护既定统治的时刻，他们的反应都是极其暴烈的，包括不惜动用一切极端手段，如政治打压、血腥镇压，甚至连破坏经济秩序都再所不顾，哪怕大开历史倒车，将自由而具有活力的经济重新纳入高压管制之下。
　　不幸的是，汉武执政的年代，就是这样一个倒行逆施，逐渐步入黑暗的时刻。

日期：2009-04-25　15:08:19

　　伴随着经济的复苏，人口数量恢复正增长将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这是人之本能所至。若不是因有悖人道的政治措施出现，几乎可以认定人口增长是经济发展进入良性轨道的标志。尤其在人口数量未达到经济资源负载的临界点前，快速增加的人口会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但经济不会一直随人口增加而呈良性发展。当人口数量接近，甚至超过经济资源负载的临界点时，经济环境会因无法承载如此大的压力而陡生紊乱。

　　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可知，人口的增长是以几何级数进行的。尤其是农耕文明下的社会环境，一旦有三十到五十年的稳定时间，就会导致人口增长速度直线上升。这源于农耕经济环境下繁育后代的低成本。
　　在未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史上任何文明都不存在社会福利的概念，更没有完备的社会福利制度。社会中的平民，也就是被食利阶层，在遭遇变故如伤残或因衰老而丧失劳动能力后，由于再没有其他可以获得经济来源的途径，基本等于完全失去了生存保障。普通的经济储备不足以抵御意外风险，且成本偏高。为了抗拒这种生存风险，平民选择了繁育下一代作为个人的专属保险。这正应了一句古话：养儿防老。

　　当养育子女成为一种规避风险的手段时，这等同于一种中长期投资。既是投资，就要对风险进行核算，同时考虑成本与收益比。除去孩子先天残疾外，最大的风险就是死亡。然而以农耕经济为主的社会群落里，其成员的生活区域较为固定，环境较为舒适、安全，外来侵害罕有，这无形中就将夭折风险降低了许多。为了规避风险，还可以选择分散投资的策略，比如扩大生养数量。

　　养孩子的成本除去日常开销外再无其它，而这成本与经过十余年就可以逐步转化成生产力，之后至少三十年的时间里，可以作为持续性盈利资产所产生的收益相比较起来，几乎低到可以忽略不计。
　　问题的实质在剥茧抽丝后渐渐清晰了，作为个体，大量生育子女实为一种经济效益的考虑，所生养越多，意味着日后可供自身消费的经济供养就越多，生存风险就越小。基于此种理由不难理解人口缘何激增。人口的充裕，反衬出与之相对应的经济资源紧缺，这令统治者不再把人口当做稀缺资源看待，于是就出现了“以百姓为刍狗”的“圣人之治”，如汉武帝当政之时，肉刑、诛戮等有违人道的手段层出不穷。甚至当这些手段都不能阻止人口疯狂增长趋势的时候，当局迫于人口的压力，更为极端的选择就此出炉了。


日期：2009-04-28　22:00:56

　　当理清了“文景之治”及其前后的经济脉络，我陡然发现，这样的情形在历史中比比皆是，而且千百年来一直是如此的一个死循环：每经历过一个乱世，人口大幅度减少后，都会有所谓的圣君仁政，而经历过经济复苏之后，则重新出现苛政猛于虎的现象，再之后重新天下大乱。而这核心围绕着的无不是特殊利益群体的特权，至于缘何此种现象会周而复始，则是另一个话题了。

　　之所以其它多数重建秩序期间的“盛世”不如“文景之治”广受好评，一方面是客观条件成就了一段时期的社会环境稳定，从而促发了人口的大幅度增长，这给予了唯数据论者充分的根据；另一方面是后世儒生人为的吹捧，尤其在人云亦云、以讹传讹之下，谣言得以被重复成了真理。而现实中，我们并无明确证据可以证明，当时的民众在这两个执政者统治的时代有着强烈的愉悦感和幸福感。由于眼下可供参考的史料，都是来自汉政府官方而无半点民间文献佐证。实难排除的一点可能是，史官迫于政治压力，因而在历史记录中粉饰太平，所撰写内容仅供统治者自娱自乐而已。

　　所谓的汉之盛世不外如是，论其被追捧到无以复加的高度之原因，恐怕除了意淫的快感外，大概就只剩下些文人们的一厢情愿吧。

日期：2009-05-05　15:04:37

　　小更一段。
　　十一、生存之战——帝国对外战争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