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老板支付了加班费，可是员工仍旧疲惫不堪，并无幸福感可言。脱离模型联系现实可知，老板们并不都很慷慨，个个都会支付“加班费”，大多是经常性克扣这种“加班费”。从这个角度说，战争福利对于被食利阶层，无论如何计算，都算不得真正的福利。
　　说到这，我们又可以看出一点，战争福利中的责任与权利是不对等的。担负最大责任者，权利往往最小，甚至低微到可以忽略不计。由此可推论出，食利阶层捏造的“无私奉献”，或是“爱集体利益就是爱自己利益”等相似话语，无非是种抢占道德制高点的谎言。剥去谎言的外壳，我们不难看出，标榜这些“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多是些野心家，所谓“集体的利益”，实际上却是他们的利益诉求点。

　　换句话说，爱了集体的利益就等于爱了这些野心家的利益。倘若相信了他们冠冕堂皇的说法，就会被他们所利用，就会上了天大的当。
　　临了，突然想起一句荒唐的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套用前文分析战争福利的思路，我们非常容易就点中这句话的死穴：凭什么没有权利的“匹夫”要承担“国家兴亡”的责任？这显然在逻辑上讲不过去。因此说，在责任权利不对等的前提下，国家的兴亡，匹夫实无承担责任的义务。
　　因此，类似的说法一定是从食利阶层的嘴里说出来的，因为他的立场就决定了他应该且一定会这么说。然而一个奇怪的现象在生活中也偶有发生，那就是被食利阶层，也有人操着同样的说法，这就令人费解了。
　　非得利者却总习惯于站在既得利益者的立场说话，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有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利益，亦或是其他因素？这又为我们带来一个巨大的悬念。
　　第四节完，请关注第五节、饕餮之宴

日期：2009-02-17　22:12:58

　　五、饕餮之宴
　　请原谅我选择这样一个看似哗众取宠的题目，因为我实在想不到其它比这更为贴切。那纠缠在脑子里的疯狂吞噬一切的形象始终挥之不去。
　　饕餮，龙之五子，有头无身，大嘴贪食。这上古传说中的神兽，原来其实是有身子的，只是它太过贪吃了，居然把自己的身体也当做食物吃掉，于是就成了如今的模样，只剩了头和一张大嘴。由于它吃的太多，最终被撑死。
　　奉行着军国主义的秦国，正如这饕餮般逐步蚕食鲸吞着关东六国的土地，最终走向自我毁灭，同这神兽的下场倒是颇有几分异曲同工。
　　秦国的商鞅化，没因商鞅的死去而终结，反而是愈演愈烈，这与其他政治改革相比，最值得称道的，莫过于没有人去政空。社会制度固化，尚需要时间来进行。正如一架机器，各部分零件组合到一起，总会有些不适，于是需要磨合。在运行一段时间，各部分零件习惯于这种运行方式后，那么它的最大潜能就会被释放出来。
　　秦国的这架战争机器，在几代秦王的磨合操作下，于公元前230年，终于彻底迸发出了所向披靡的威力，至公元前221年，关东六国全部被秦的铁蹄征服。十年战争，秦歼灭六国军队高达160余万。

　　从制度上看，胜利的天平是倾向于秦国的；而经济能力上，也是秦国占尽优势；于技术能力上，秦国也遥遥领先于关东六国。
　　关于技术能力的甄别，有考古学家对陕西省临潼县兵马俑的考证为凭据：在俑坑中所发现的武器，其制造精度接近于现代化流水线工程的水平，而工艺上，也非常的巧妙。典型的如弩，根据复原的测试可知，秦弩的射程应该能够达到300米，有效杀伤距离在150米之内。这样恐怖的杀伤距离几乎可以接近现代化的火器。而巧妙的机簧组合，可以使扣动扳机变得异常轻巧，这无疑会大大提高瞄准击发的精度，也降低了使用者的操作难度。相对于当时的远距离攻击武器——弓来说，是占据了绝对优势的。

　　为秦弩配备的箭，所使用的箭头全部是三棱形而无倒刺。有倒刺的箭头，在创伤后无疑更难医治，然而因倒刺的风翼过高而产生的风阻，则容易使箭头偏离目标，从而降低杀伤效果。反观秦制的无倒刺箭头，由于拥有三个锋利的棱角，在击中目标的瞬间，棱的锋刃处就会形成切割力，使得箭头能更有效地穿透铠甲、直达人体，反倒达到了最大的杀伤效果。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考古专家们的实际测量秦制箭头后，居然惊奇地发现，箭头的三个弧面几乎完全相同，是一种接近完美的流线型箭头。这样的箭头，意味着和现代的子丨弹丨形状近似。换句话说，秦人凭经验设计出了符合现代空气动力学规律的武器。
　　毫无疑问，秦制弩箭，这种高攻击能力的输出组合很可能代表了当时的最高科技，是当时技术含量最高的武器。
　　然而仅仅这些，就足以令当代人所震惊且动容。至于其他的接近于制式化的秦制武器，也都同样精密而富于杀伤力，如青铜长剑，秦戈等等，同样展现了与其时代不相吻合的科技含量。
　　弗朗西斯•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小平同志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无论从这两者哪一个角度，都能说通秦国军事能力强大的道理。前文我们类比过生产力和军事杀伤能力，这里就不重复论述了。
　　而仅仅军事杀伤能力强大，并不足以构成秦灭六国的充分条件。对此，黄仁宇先生在他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中提到过，地质、气候等一系列自然环境的变迁，可能是促进秦统一天下的催化剂。
　　尽管战国末年农业技术水平有所提高，看天吃饭却仍然是无可回避的客观现实。气候对农业的影响，足以左右一切，即灾荒之年可能颗粒无收。这样的结果，对于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群落来说是场无法承受的灾难。社会群落内无法完成赈灾工作，就要向群落外求助。其他群落辅助赈灾往往不是无条件的，甚至会拒绝赈灾。为了活命，民众会自发地，或有组织地对其他经济尚良好的地区采用暴力，以获取基本生存条件。为此而产生的社会摩擦，乃至武装冲突，都已司空见惯。

　　一个社会群落，往往作为同一个经济体存在，其控制资源越多，抵御风险能力也就越强。比如说这个经济体控制土地疆域极广，部分地区发生灾荒，那么其他地区的农业收成可以赈济受灾地区，群落内就可以解决问题，不仅会降低经济问题引发社会动荡的风险，还会使其他相关的矛盾得到良好的缓冲。
　　因此说，相对大一些的经济体，其经济稳定程度要高于小的经济体，尤其在以农耕为主的社会群落里。出于对经济的考虑，如为了降低抗击经济风险的成本等，一些小的社会群落选择了合并成大的社会群落。
　　社会群落的合并通常不会和平进行。合并的最大阻力来自于群落的食利阶层。尤其是综合实力较弱的社会群落中，这种征兆更为明显。根据社会的金字塔模型可知，塔尖只有一个。在一个群落里，断然不能双塔尖并存，为了保证自身的利益，弱群落中的食利阶层会拼命抵制这种合并，甚至会组织武装力量反抗。
　　食利阶层用于抵制群落合并的常见理由是民族或宗教，也有文化、生活习惯等借口。从社会运行成本的角度来看，这些非物质因素的确可能影响到不同社会群落的有效融合，使运行成本陡增。然而在物质因素的制约下，它们却显得渺小而微不足道——没有什么比大部分群落成员的生存及生存舒适感更重要。物质因素的选择，往往是社会群落中大部分成员的选择，更是历史的选择。尽管旧食利阶层为社会群落的合并设置了种种人为障碍，可是在历史条件适宜的情况下，许多群落仍然合并了——这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是谓大势所趋，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