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8-03-12 21:31:12
　　其五，财政问题、金融危机和鸦片贸易初见端倪。
　　军费、八旗、漕运、河道，是大清帝国四大吞金巨兽。嘉庆时期，中央财政耗费在常备军军饷、南粮北调、治理黄淮河、旗人生计等方面的经常性费用，年均近3000万两白银（未计入镇压起义军的机动费用），占当时中央财政总支出的80%以上。加之各省市县亏空和积欠严重，无力按时将税收足额上缴中央，导致国家财政状况愈发捉襟见肘。据统计，嘉庆六年（1801年），地方未缴正赋、耗羡、带征等项目共计白银1127万余两；嘉庆十三年（1808年），各地积欠1540余万两；嘉庆十七年（1812年），积欠更达1900余万两，国库存银连年下降，已经快到寅吃卯粮的地步了。

　　财政的困难，迫使清政府多方筹措经费，采取了卖官鬻爵、加税、扣发官员津贴（养廉银）等饮鸩止渴的临时性措施。为缓解财政压力，有的大臣甚至上奏嘉庆帝，建议由国家开设当铺来赚钱。
　　与财政拮据相对应，帝国金融秩序更是出了大问题。清政府有白银和铜钱两种法定货币，两者官方兑换比价是1:1000，即1两白银等价于1000文铜钱。但从嘉庆初年开始，银价不断上涨，铜钱价格暴跌，最高峰时需近3000文钱才能兑换1两白银。
　　严重的通货膨胀，直接催生了一系列社会民生问题。例如，由于普通百姓家中缺乏白银这样的大额货币，多数用铜钱或谷物缴纳税款，但衙门收税时要用白银的市场价格而不是官方兑换比价来进行最终核算，使得百姓实际负担翻了几番。民众实际收入的下跌，又导致社会总体购买力下降，进一步打击了商业和手工业，本来就贫困不堪的农村和城市居民更陷于绝望境地。
　　为什么会出现银贵钱贱的局面？该如何扭转这种不利趋势？

　　不懂得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大清官僚们莫衷一是。
　　有的力主开采国内银矿，加大市场上的白银投放量；有的认为原因在于市面上铜钱太多，把打击“刁民”私铸铜钱当成治本之策；也有极少数的官僚把目光放在对外贸易上，发现了鸦片贸易带来的白银外流。
　　在1769年，鸦片还是大清帝国允许公开进口的药材，由葡萄牙人从土耳其贩运而来，每年只有约200箱；到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了鸦片专卖权，开始向东南亚和中国大规模输入鸦片，致力于用鸦片来扭转长期以来英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鸦片—这一特殊商品倍受清朝官员、将领、商人和地主的青睐，走私贩售日众，吸食者剧增，不仅造成国库空虚、财政匮乏，而且使得国民精神萎靡、身体素质受到极大摧残，一步步侵蚀着清政府的统治根基。

　　日期：2018-03-12 21:32:32
　　PS（备注）：由于当时的大清官僚基本不具备国际视野和世界金融意识，所以无法看到银贵钱贱的深层次原因—国际白银开采量和供给量下滑。从16世纪至19世纪，中国自身出产白银非常有限，美洲的玻利维亚、墨西哥和秘鲁占世界白银生产和贸易的85%强。这些白银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在中国购买茶叶、丝绸和瓷器等奢侈品运到欧洲销售，给中国市场带来了充足的供给，直接支撑了明朝中后期“银本位”制度改革。

　　19世纪初期，世界白银供给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是南美诸多银矿产量枯竭，白银开采总量下跌；二是拿破仑战争中，法军侵占了西班牙，使得西班牙的南美殖民地白银不再向欧洲和东亚贩运；三是英国为了击败拿破仑，对欧洲大陆实施封锁，加之受战争影响，欧洲对丝绸、瓷器的需求锐减。
　　在种种因素综合作用下，流入中国的白银大量减少，鸦片贸易带来的贸易逆差负效应凸显。直至19世纪中期，在美国等地发现了大银矿，世界白银产量急剧上升，至70年代增长一倍，达到每年8000万盎司，19世纪末又增至每年1.2亿盎司。充足的国际白银，大量流入开放通商口岸和实行银本位制的中国，为大清帝国平定内乱和实行洋务运动注入强劲动力。
　　日期：2018-03-12 21:38:05
　　时光倒流20多年，在嘉庆皇帝的父亲—乾隆皇帝统治时期，大清帝国走上了文治武功的巅峰，国土面积达到1453万平方公里。乾隆皇帝更以“天下共主”的身份，牢牢掌控着个庞大的多元复合体系帝国：在中原地区，他以皇帝的身份推行儒家价值观，依靠官僚体系治理各个行省；在东北地区，他以满族族长的身份将此“龙兴之地”设定为满族的保留地，推行军政合一的治理模式；在蒙古地区，他以“大可汗”的身份统御蒙古诸部族，依照草原游牧民族社会秩序和藏传佛教精神秩序进行统治；在西藏地区，他凭借“文殊菩萨”转世的超然身份，通过驻藏大臣居中监督和仲裁达赖、班禅等大小活佛，给予西藏“政教合一”的高度自治权；在西域地区，他以征服者的身份派遣驻军，以设置将军、都统和依靠当地“伯克”共同治理的方式，对维吾尔、哈萨克等异族实施控制。在帝国的外围，又有着朝鲜、缅甸、越南、尼泊尔、琉球等朝贡国，仰视着看似不可撼动的中华帝国。

　　到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当嘉庆皇帝回顾“癸酉宫变”后的帝国，看到的却是一幅岌岌可危的烂摊子。帝国的核心地区—中原已经危机四伏，民生问题、土地问题、腐败问题、怠政问题、信仰问题、军队问题、财政问题、金融问题等矛盾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让帝国一步步滑向不可测的深渊。
　　日期：2018-03-12 22:07:37
　　平心而论，嘉庆皇帝的整肃行动，调子很高，落地很稳，把重点放在打击腐败慵懒的官员身上，避开了最棘手的民生问题、土地问题、旗人问题和军队问题。从历朝历代的经验教训看，打击腐败很容易得到朝野和百姓的支持拥护，时间短、阻力小、见效快，最为简便易行。同时，整肃吏治也是大势所趋，因为倘若没有一支令行禁止、执行力强的官僚队伍，什么样的好政策、好规矩都推行不下去。

　　日期：2018-03-12 22:08:27
　　整风运动历时两年。
　　两年后的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6月14日，嘉庆皇帝再颁御制《勤政爱民说》。在这道诏书中，皇帝痛骂官员们“为政全无实心，爱民并无实惠”，“此等具臣，即尧舜禹汤武遇之，亦难图治，况中材之主乎”。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即便上古贤帝尧、舜、禹、商汤和周武王复生，遇到你们这班混账大臣也没有任何办法，何况我爱新觉罗·颙琰这样一个中等水平的皇帝呢？这道诏书，宣告了吏治整顿彻底失败，嘉庆皇帝在把自己贬低成一般水准的同时，对尸位素餐的满朝文武彻底绝望了。

　　嘉庆帝怎能不绝望？
　　两年来，皇帝在台上说得苦口婆心，只差潸然泪下了，台下的大臣们当着皇帝的面，个个捶胸顿足、眼含热泪发誓要认真学习领会皇帝系列讲话精神，不折不扣地实言践行指示要求，始终不渝地信赖、拥戴、敬爱和依靠皇帝大人，干净彻底、不留死角地转变工作作风、整肃生活作风。做完义正言辞的政治性表态，京城的官员们也着实收敛了好些日子。可是，在发现朝廷惩治腐败问题、怠政问题雷声大、雨点小，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动作以后，“贪、懒、松、软”的陈规陋习迅速惯性回潮，种种怪像再也遏制不住，以至于暴露在皇帝面前：一个贪官倒下去，但被举荐提拔起来的依然是贪官，惩不胜惩、罚不胜罚；皇帝刚刚严厉责问六部衙门办事拖拉，接下来衙门居然连续5天不上奏折，连一片纸都不送到皇帝面前，美其名曰圣朝太平、天下无事；皇帝下令道、府、州、县甄别官吏，裁汰老弱病残，却搞成了对清官能吏的逆淘汰，连需要皇帝亲自接见的新任职高级领导干部中，居然也出现了年过七旬、根本无法胜任本职岗位的“水货”…

　　日期：2018-03-12 22:31:02
　　在这些乱象的背后，嘉庆帝自身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面对满朝庸庸碌碌不作为的官员，他苦口婆心批评教育，说得“舌弊唇焦”，希冀受儒家思想熏陶多年的官僚们良心发现、悔过自新，却没有设立配套的奖惩制度；对于漕运、河道等腐败“重灾区”和“硬骨头”，他没有揪住不放、一查到底，而是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高高举起、轻轻放过；对于朝廷内外“塌方式”腐败，他没有重拳出击，把老虎、苍蝇一网打尽，而是惩治“首恶”和部分党羽，对大部分人以思想教育为主；对于违反政策原则的人和事，如果牵涉面广、矛盾问题多、惩治难度大，涉及满清亲贵和自己的“身边人”，也会避开去、绕着走。这场吏治整肃，从一开始就定下了宽容放纵的总基调，以至于执法不严、违法难究，各种歪风邪气进一步蔓延，原本的小毛病变成了大问题，大问题演变为危如累卵的不治之症。

　　就连在诸多问题中最不起眼的鸦片贸易，因各级官员的懈怠纵容，已从疥癣之疾成长为心腹大患。
　　日期：2018-03-12 22:31:31
　　早在嘉庆元年（1796年），清政府就下令禁止鸦片进口，但走私屡禁不止、愈禁愈烈，呈现几何级数增长态势。嘉庆十八年（1813年），清政府制定颁布了官吏、兵弁及人民吸食鸦片治罪则例，却发现大内侍卫和太监违法吸食鸦片，丨毒丨品已经闯入了紫禁城；嘉庆二十年（1815年），政府制定查禁鸦片烟章程，规定凡至澳门的西洋货船必须按船查验，但外商巧妙地找到了法律上的漏洞，将鸦片船停泊在公海上，数以千计的中国船只自觉自愿地疾驰过来交易，使得当年中国对印度贸易逆差高达130万两白银。据不完全统计，自嘉庆二十二年至道光十三年（1817－1833年），英国商人仅从广州一地就运走了逾5196万两白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