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因为大清朝官吏普遍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国内冤狱重重，无力反抗现实的百姓们为了找到精神上的寄托，也自觉自愿投身于各式各样邪教组织的温暖怀抱。

　　在北方地区，白莲教、八卦教、红阳会、虎尾鞭等不计其数的宗教组织遍地开花；在南方，三合会、天地会、洪门、漕帮等半宗教半黑社会组织遍布长江、珠江流域，间或还出现了欧美传教士的身影。就在天理教事件爆发前一年，四川查处了非法邪教组织“无为老祖教”，直隶爆发了董太、董怀信父子等传习“金丹八卦教”近40年、入教者达5千余人的滦州邪教案；再追溯到10年前，清廷用了8年时间、耗费近2亿两白银，才勉强平定了波及5省的白莲教大起义。

　　日期：2018-03-11 11:14:39
　　为了遏制邪教的滋生蔓延，清廷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以下省略500字（见166楼）。
　　然而，大清帝国官僚体制虽然在xxxx，但仅靠xxxx，只能维持对县一级行政单位的基本控制，根本无法覆盖到xxx。在“政权不下乡”的现实之下，占总人口90%以上的普通农民多为xxxx，对迷信活动和小道消息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枯燥的宣讲教义。所以，在吏治和民生两大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前，无论是加强社会控制还是严格法律惩处，无论是思想禁锢还是宣传教育，都难以产生真正的效果。相反，这些针对xxx的教化宣传，反而让百姓们知悉了邪教组织，当吏治黑暗、生计困顿、再也过不下去的时候，他们就xxx。

　　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到道光十五年（1835年）的短短二十年内，有史记载的民变高达323次，平均每年15次以上。19世纪中期，“拜上帝教”在南方发动了太平天国运动；19世纪末，北方又爆发了崇拜各种神袛的义和团运动。按清廷官方的界定，无论是“拜上帝教”还是“义和拳”，都是根正苗红的邪教。
　　日期：2018-03-11 11:16:58
　　其四，军备全面废弛，庞大的常备军基本沦为“花瓶”和“摆设”。

　　大清帝国的正规部队，主要由八旗兵和绿营兵组成。从顺治初年到乾隆末年，这两支军队用自己的切身经历，生动诠释了从天下劲旅蜕变为鱼腩部队的两条不同路径。
　　八旗是清努尔哈赤建立的“兵民合一”社会单位，属于大清帝国的嫡系中央军。1644年大清定鼎北京时，八旗兵仅有20余万人，却被满族统治阶层视为巩固江山的武力支柱，无论是号称拥兵百万的李自成大顺军、还是割据江南的南明小朝廷，都在八旗的兵威下瑟瑟发抖。
　　到了1673年“三藩之乱”时，八旗兵已然是兵骄将惰、军无斗志，被吴三桂的部队打得节节败退，清廷不得不启用绿营来挽救危局。短短三十年时间，一支曾经天下无敌的军队就基本腐化堕落了，原因何在？
　　日期：2018-03-11 17:48:02
　　建立之初的八旗兵，身处于白山黑水之间，低下的物质条件使他们茹毛饮血、忍饥耐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传统的游猎习俗，使他们从小就能射善驰，堪称“马背上的民族”；长期战争的险恶环境，使他们视征战掠夺为职业，勇猛善战、所向披靡。
　　在以征服者的面貌踏入中原大地后，大清帝国实现了由“打天下”到“坐天下”的转变，八旗兵也收获了多年来浴血奋战的丰硕果实，得到了原本想都不敢想的房子、银子、土地、女人、奴隶和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特权。原本淳朴简约的旗人将领一下子变成了大地主、大财主、大贵族。从此之后，他们不需拼死搏杀，不再朝不保夕，而是可以每天醇酒美人，数钱数到手抽筋，谁不愿意让自己的生活好一些、更好一些、再好一些，谁想天天起早贪黑、爬冰卧雪，搞战斗力建设？旗兵们由国家供养，衣食不愁，拿着朝廷给的“铁杆庄稼”和恩赏、红白恤赏、差兵盘费，还可以承袭祖辈的爵位，谁不想每天“睡觉睡到自然醒”、“老婆孩子热炕头”？谁愿意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俗话说，温柔乡是英雄冢。
　　思想的放松，带来了作风的懈怠；作风的懈怠，带来了训练的废弛，舞刀弄枪再也不是八旗兵的日常工作了，提笼架鸟斗蛐蛐取而代之；“当兵”也不再与生死、疆场挂钩，而与家长里短、柴米油盐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当训练流于形式后，八旗兵的军事技能迅速荒废，身体素质也疯狂下滑。现代研究表明，一个长期坚持训练健身的人，一旦停止运动，会给身体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肌肉很容易蜕化。同理，当代退伍军人离开部队后，辛苦锻炼出来的八块腹肌在短时间内就不见踪影，矫健小伙一眨眼就成了痴肥大胖，八旗兵也不能例外。

　　于是，原本“攻则争先、战则奋勇，威如雷霆、势如风发”的八旗兵，渐渐沦落到“睹旌旗而色变”的地步了。
　　嘉庆四年（1799年）征剿白莲教起义时，统兵官勒保上奏说，八旗精锐部队键锐营、火器营官兵不习劳苦，不听指挥，七十里路都走了两天，“与其久留糜饷，转为绿营轻视，请全撤回京，无庸续调”。1815年，嘉庆皇帝亲自检阅八旗精锐部队前锋营官兵的射箭比赛，200名精挑细选出来的士兵，竟没有1人能够5箭全中靶子，其糜烂如此。
　　日期：2018-03-11 22:06:45
　　日期：2018-03-11 22:08:57
　　八旗之后，还有绿营。

　　如果说八旗是“富养”的楷模，那绿营就是“穷养”的典范，或者更确切地说，清廷在他们身上充分论证了如何用最少的钱、养更多的兵。
　　绿营兵以世兵制为主、招募制为辅，父亲当兵服役，儿子就成了不在军籍、拿点补贴的预备兵，待父亲退役后替补上阵。根据光绪年间史料记载，绿营兵编制58万4千余人，1781年增添6万6千余人，后陆续削减1万8千人，仍有63万2千余人，每年耗费军饷约1千5百万两白银。
　　如此庞大的军费，平摊到每个人身上却十分微薄。
　　绿营饷章规定，马兵（骑兵）月饷二两、战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米则一律月支三斗。从大清立国到嘉庆时期近200年，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粮食价格稳步增长，绿营兵的工资却基本没有变化。在嘉庆年间，几乎要2到3两白银才能买下1石米，很多绿营兵月工资连自己都养不活，根本谈不上赡养全家。

　　无奈之下，绿营兵们只能另谋出路。有门路的，自己当老板做生意；等而下之的，给黑社会组织当打手，为黄、赌、毒事业保驾护航；再次一等的，敲诈勒索乡里乡亲，白吃白喝白拿，类似于流氓地痞；剩下一些良善之辈，有的做小商贩营生，有的做裁缝、木匠糊口，比普通百姓稍稍强些。
　　当绿营兵把主要精力放在第二职业上时，将领们也不甘落后，他们绞尽脑汁地喝兵血、吃空饷、多拿多占。每当遇到士兵员额出缺，将领们在账面上保存其旧名以吞没钱粮，阅兵点验时再雇人顶替，造成了账面有兵、军营无兵的窘境。嘉庆、道光年间，有的省份绿营兵缺额已近半数，连实际人数都做成了一笔糊涂账，遇有战事，只能临时抓些老弱病残和乞丐来凑数。
　　除此之外，绿营兵的制度设计上存在不少缺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地域上的分散性，除了少量由总督、提督直辖的标兵外，绿营兵基本是多点部署，零散分布在全国各个省市县，人数从数十人到千人不等，即使哗变也难以对政府构成太大威胁；二是职能上的多样性，除了承担国防军的职能，绿营兵还执行缉拿逃犯、巡逻城池、压解钱粮、查禁私盐、弹压地面、防汛抗洪等任务，日常差役相当繁重，类似于现在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公丨安丨干警、税警、保安和民兵预备役人员的合体；三是兵力上的薄弱性。为了不影响社会事务的运转，遇有战事出征时，绿营兵不是成建制调动，而是从各个省份抽调拼凑，积少成多，临时任命将领统率，不仅兵将之间、兵兵之间互不熟悉，而且动员成军的效率极为低下。

　　到了19世纪中后期，绿营兵平时滋扰地方、祸害百姓，战时贪生怕死、望风而逃；绿营将领们自身不正、毫无威信，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晚清名臣曾国藩曾经下大力气想要整训绿营兵，却对这支像城管、像商人、像百姓、更像地痞的军队无可奈何，最后愤愤地丢下一句：“岳王复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