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却收起了平日经常装出的小儿天真之色，严肃地道：“您刚才跟侄儿谈理财，其实有一个问题侄儿一直想问：我大明岁入几何？前宋岁入几何？为何大明财政如此困难，而前宋府库竟充盈至斯？难道我大明就真的这么穷困潦倒？”

　　高拱端着茶杯，一动不动，他发现自己竟然不知从何说起，老半晌之后，才道：“我太祖皇帝出身困顿，后得大宝，每念小民艰难，乃制《大诰》，轻徭薄赋……”
　　高务实这次却颇为无理地打断了伯父的话：“其实大明未必比两宋穷困。”
　　高拱呆了一呆：“何有此说？”
　　高务实站起身来，踱步道：“窃惟我朝疆宇比宋为广，而百年以来无甚钜费，凡宋所谓郊赉岁币祠禄皆无之，其最费者宗禄养兵荫子耳，然荫子止于武职，文臣无几焉。臣考诸司职掌，洪武中人民一千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户，垦田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五百二十三顷，税粮二千九百四十四万石，户口之数较之宋虽略相当，而今日垦田则过之远矣，所入既多，而所费比之又少，是宜国家储积数倍于宋焉……况今日之全盛庶富，非宋可比”。（无风注：出自邱濬《足国用议》。）

　　高务实复述完这段邱濬的话，又道：“还有，据侄儿考证，北宋皇佑年间年产生铁七百二十四万一千斤，南宋初年年产生铁二百一十六万两千一百四十四斤，而我大明洪武初年年产生铁一千八百四十七万六千零二十六斤。洪武初年的产量相当于北宋的近三倍，相当南宋初年的八倍余。永乐初年，明明此前靖难之战对生产有所破坏，但官营铁冶的生铁产量仍然维持在一千八百四十七万四千斤，而到宣德九年，即便不计官营，光民营铁冶的生铁产量就达到两千七百六十六万两千斤，先帝嘉靖年间至今，更是已经达到九千万斤上下。可见单以冶铁而论，我大明比前宋增长了大约八倍左右。”(无风注：这里的数据指的其实仅仅是朝廷课税的数量，真正的生产量远高于此，当然这里对比宋、明两朝的都是课税量。)

　　高拱皱眉道：“你一边说宋富明穷，一边又例举冶铁生产之差距巨大，那这岂不是个悖论？”
　　“三伯，这正是侄儿想要说的地方。”高务实神色严肃地道：“首先我必须先生造一个名词：国民生产总值。”

　　“国民生产总值？”高拱蹙眉沉吟片刻，略微迟疑着，问道：“你是想说……整个大明百姓生产出来的财货？”
　　“呃……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高务实一边说着，一边心道：这可差得多了，不过现在也只能先这么解释。
　　高务实很是卖力的解释了诸如“国民生产总值”、“生产力”、“生产效率”、“生产损耗率”、“汇率”等名词，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了当年在党校培训经济课程之后面对考试的时代。好在高拱的确是个实学大家、经世干才，又在中枢摸爬滚打多年，对于理财一道确有不凡的功底——虽然大多是些过时理念，但接受起新观念来居然还真不慢，总算搞明白了高务实提出的一堆名词。
　　然后高务实话锋一转，把宋、明两代财政体系里头最大的差异提了出来：“所以，三伯您看，宋时工商业税收与我大明工商业税收差距何其之大！熙宁十年北宋税赋总收入共七千零七十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两千一百六十二万贯，占比约三成，工商税四千九百一十一万贯，占比约七成。我们就算不去计较两朝银钱汇率之差别，也不去计算两朝生产力之差别，单从这个比值上就能看出大问题，我大明每年才收了多少工商业税？相比之下简直令人遍体生寒！三伯，您是实学大家，很多数据比侄儿清楚得多，侄儿先不问别的，就只问一句：我大明每年实际征收上来进到户部府库的盐、茶税，比之唐、宋，少了多少倍？”

　　高拱沉着脸不说话，鼻息却越来越重，过了一会儿，忽然歘地一下站了起来，快速的来回踱步，烦闷之情溢于言表。
　　高务实也不催问，也不出言，只是默默地喝茶。这其间内府管事探头探脑地在书房门口张望了一下，高务实看了一眼他手中的茶盘，微微摇头，又轻轻朝他摆了摆手。那管事是高拱的老人了，瞥了自家老爷一眼就知道现在进去一准挨骂，感激地冲高务实点了点头，悄声悄气地退走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反正高务实的茶是早就喝完了，才听见高拱忽然开口：“这些事情，你琢磨很久了吧？”
　　高务实发现自家三伯的声音忽然沙哑了许多，抬头看去，才发觉高拱眉头深皱，表情凝重得仿佛能随时滴出水来。
　　高务实叹了一声，与高拱同样凝重的表情和他幼稚的面容极不相称：“您记得吗？从您前次回新郑开始督导侄儿学业开始，侄儿就常缠着您问一些经济上的问题和数据，其中您有一次提到某年户部府库实收三百一十二万四千四百六十七两白银。可是，您知道吗，其实在此之前，侄儿曾听娘亲有次意外提起，说蒲州张氏上上下下加起来，每年约有四百万两白银的毛利收入……”
　　“砰！”
　　高拱一拳砸在自己的书桌上，恨恨地道：“这些盐狗……盐商！损公肥私，一至如斯！”高拱本来是要骂“盐狗子”的，但想到高务实的亲娘就是蒲州张氏这个大盐商家族的出身，又生生把说出来一半的“狗”字给强行咽了回去。
　　“三伯，侄儿并非为娘舅家说话，但侄儿还是得说……您骂错人了。”
　　“嗯？”高拱猛然回头，盯着高务实：“我还骂错人了？你刚才自己说的，我大明朝廷堂堂一个总理天下钱粮的户部府库，岁入不过三百万两，人家区区一家盐商，一年收入竟比朝廷还多！这是何等荒谬！”

　　面对暴怒边缘的高拱，即使朝中重臣也要退避三舍，但高务实不同，他仍然平静地正视三伯因为愤怒而微微发红的双眼，不卑不亢地道：“盐商的毛利自然是高的，但侄儿有几个问题不得不问。”
　　高拱咬着牙，从牙缝里冷冷地蹦出一个字：“说！”
　　“第一个问题是：盐商本身并无官职在身，即便如我大舅凤磐公(张四维号凤磐)，其本人自从中举，便从未操持盐场俗物，乃是交由其弟打理，而他从考中进士之后，直到在被您提拔之前，所任国朝官职均不与盐场事务有半分关系，其余一些盐商之家也大体仿佛，甚或家族之中根本无人为官者亦众也，既如此，损公肥私之说从何谈起？”
　　高拱不答。
　　“第二个问题：国朝盐税制度由何而来，三伯您比侄儿清楚百倍，难道是盐商们自己定出来的不成？说到底，盐商们只是被迫接受，他们了不起就是国朝盐税制度下的从业者，而并非制度的制定者，即便是利润分配不合理，这责任难道还跑到他们身上去了？说穿了，他们只是祖上眼光好，发现了国朝盐税制度下的商机，如此而已。”
　　高拱鼻息更重，但仍是不答一语。
　　高务实也不计较，反而伸出三根手指头，继续道：“第三，您只看到盐商们的毛利颇高，却不知道盐商们的投入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