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国再次派人向晋国告急。这可让晋文公左右为难，不去打吧，宋国若亡，将陷全局形势于不利，霸业亦成空中楼阁；去打吧，齐国和秦国又不愿卷入，不愿共同作战。晋军只身在宋境与楚军决战绝无取胜把握。
　　原定引诱楚国于卫、曹决战的战略落空。晋文公失算了，赌输了。
　　严峻的情势，使晋文公犹豫不决。说是犹豫，实则胸无良策。

　　战争中，暴力性、毁灭性手段痛击对方并不解决全部问题；单靠士气、勇猛也是不够的，重要的是——智慧。智慧就是运用计谋。尤其情势紧急却又僵持不下之时，精妙的计谋如同一手神来之笔，会改变整个局势，反败为胜。从攻克曹国的“舆人之谋”就可以看出。
　　而此刻呢，还有谁为晋文公献策？
　　有一个人，他就是先轸。向晋文公献计，让宋国去贿赂齐、秦两国，赠送财礼，利用他们去劝楚撤兵；同时把曹、卫的土地分一部分给宋国，以坚定宋国抗楚的决心。楚国见曹、卫的土地被宋国占去，必不听齐、秦的劝解。齐、秦接受了宋国的贿赂，必然抱怨楚国不听劝解，甚至可能因此出兵。
　　若按小说《三国演义》的惯用描述，此时就该是“晋文公大喜，依计而行”。而后，对方二楞子似的大叫一声：“哎呀，中计！”
　　实在的，先轸的计谋够痞够阴损，可与三十六计中的“借刀杀人”媲美。楚国果然严词拒绝齐、秦两国从中的斡旋与调停。攻打宋国，本来是要挽回面子，警示诸侯，如今面子没挣回来，卫、曹两个附属国还丢了。谁来劝和也不顶用。
　　楚国态度强硬，毫不让步。齐、秦两国终于答应晋国，联合出兵参战。
　　这下，楚成王傻眼了，中原形势瞬间变化，晋、齐、秦三国联合，对楚国极为不利。楚成王多老辣，绝不会吃眼前亏，如硬拼，恐怕后方有虞，权且忍下这口气，来日再报此仇。
　　于是，楚成王下令，命楚大夫申公叔撤离齐国的谷邑，让前线统帅令尹子玉从宋国撤军，不要与晋国征战。

　　楚成王的决断是明智的、清醒的、无比正确的。
　　申公叔一切行动听指挥。可攻打宋国的主帅子玉不服从。他有一点私心，撤离宋国，必定有人耻笑自己指挥无能。丢脸。
　　就子玉骄狂的性格而言，撤离宋国跟要他命差不多，生于大国，长于大国，这个脸丢不起。
　　这个子玉，自然没拜读老子的军事思想。
　　老子并非一味反对战争，他将战争区分为“无道”与“有道”。“无道”的是侵略战争，“有道”的是正义战争，譬如自卫战争，不仅要打，而且要打胜。要打胜仗，就得研究战略、策略，要讲究、运用指挥作战的艺术、技巧。以奇用兵。

　　《汉书·艺文志》的“兵权谋家”中说：“权谋者，从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这个基本观点，与老子的军事思想如出一辙。跟如今抢占市场份额一样，艺术与技巧并存，一味蛮干最终得不偿失。
　　子玉就是一头蛮干的蠢猪，坚持向楚成王请战。他的理由是，楚国与晋国已成水火之势，如果撤兵，晋国必然威望大增，中原诸国将会效仿宋国，叛楚归晋。那么，楚之霸业将成泡影。楚成王十几年对中原的苦心经营亦将付之东流。
　　为干一件事而找理由，就是不干这件事的最佳理由。
　　撤兵的后果，楚成王心中当然有数，但若执意与晋、齐、秦争战，损失将会更大，被狼吃我所不欲，被狗吃我所不欲，两害相权，为了少掉点肉，还是让狗咬吧。
　　对！就当被狗咬了一口。晋文公重耳，忘恩负义的家伙，当年我厚待于他，今朝却与我争霸，显然良心被狗吃了，所以，他变成了一条恶狗。

　　子玉可不这么想，他认为自个儿手握打狗棍，足以让晋文公毙命。
　　楚成王很气愤，只拨给子玉很少一部分军马。回国后，发现秦军并未东出武关攻楚后方，楚国安然无恙。此时子玉又要求增加兵力。此时的楚成王报了侥幸心理，派出六卒的兵力（共1000人左右）增援子玉，希望他能侥幸取胜。
　　侥幸，也是兵家大忌。任何战争都应该有充分的准备和一定的胜算。
　　子玉得到援兵后，更坚定了与晋国作战的决心。这时，他抖了个小机灵，向晋军提出一个休战的条件：如果晋军撤出曹、卫，让曹、卫复国，楚军则可撤离宋国。
　　这条件，料定晋国也不会答应。内心想决战，口头讲休战，子玉认为自己聪明之极。
　　老实说，他这一手，还真让晋文公棘手了。既不能答应，也不好拒绝。因为晋国出兵的本意，主要不在救宋，而在于借此打击楚国势力。

　　对于子玉所谓休战的条件，三军将帅各有主张。
　　狐偃认为子玉太无理，楚军只解宋围，他却要晋放弃曹、卫两国。应该立即对楚军发起进攻。
　　先轸则反对立刻进攻。他认为，子玉的条件，可以使宋、曹、卫都复国。如果晋国不答应，就把三国都抛弃了。楚国变成了三国的恩人，晋国反倒与三国结怨。再者说，咱们原本是来救宋的，现在却置宋于不顾，诸侯会怎么看待咱们？如此盲目树敌，将来还怎么打仗？
　　接着，先轸提出一个对策——将计就计，私下答应曹、卫复国，条件是他们必须与楚绝交，以此激怒子玉。
　　毒，实在是毒！借刀杀人完了又使离间计。
　　先轸是晋文公手里的一块宝。他成功离间了曹、卫与楚国的同盟关系。子玉果然被激怒。率军向曹都陶丘急进。

　　楚军步步逼近。此时，晋文公突然下了一道命令，令全军后退九十里。这个撤退命令，让人猝不及防，更令晋军将士难以接受。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君害怕楚国的一个臣子，简直是奇耻大辱。
　　狐偃出面解释，说起当年晋文公与楚成王“退避三舍”的约定，国君是为了兑现自己的诺言，有信于天下。
　　大伙儿信了，领命后退。然而，谁知道晋文公真正的心思呢？他明知全军撤退，子玉必定率军追击，到时，理亏的就是楚国，晋国就有充分理由进攻。这叫后发制人。
　　撒尿擤鼻涕两头都逮住，话糙理不糙。晋文公老谋深算，后退的本质是为了名正言顺地进攻。既维护了自己名誉，又引君入彀。并且，避开楚军锋锐，选择有利时机、有利地形决战；还可以接近本土，缩短补给路线，所谓一退得先机，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因素。
　　因此，全军撤退，就是一个陷阱。在楚军主帅子玉看来却是天上掉的陷儿饼。他认为这是消灭晋军，夺回曹、卫的极好时机，下令部队加紧追赶。一直追到城濮（今山东濮县南）。
　　晋方：晋、宋、齐、秦四国联军驻扎城濮。楚方：楚、陈、蔡、郑、许五国军队依靠仙阻之地而扎营。
　　城濮大决战，一触即发，不可避免。
　　论兵力，晋方联军远不如楚方联军。

　　投入决战的晋军共3万余人，战车700乘，春秋时期，每乘战车隶属步兵为72人，加上3名车兵共为75人。加上齐、秦、宋国的军队不过5万余人。
　　楚军方面，连同随征的陈、蔡、郑、许五国军队，约为11万人。
　　尽管楚联军兵力大大高于晋联军，可楚联军长期围攻宋国，已是疲惫之师。要知道，春秋时期，军中的步卒多是奴隶、农奴或自由民中的下层分子，这些人战斗中配合车兵作战，平时还要为车兵服役，如后勤供应、炊事、养马，汲水、修缮等等。因此，疲劳不堪的军士兵卒，极不情愿追击楚军，而统帅子玉不管不顾，负气急进。
　　《孙子·火攻篇》里有一句话：“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意思是：作为将帅，在作战时始终要保持清醒头脑，若勃然大怒，意气用事，就会被敌方牵着鼻子转却浑然不觉。
　　毋庸置疑，在士气和战略两方面，子玉先输了一招。

　　但，即便如此，双方兵力的极大悬殊，仍是一个要命的问题。这方面，子玉又具有绝对的优势，晋方联军并没有百分之百的取胜把握。
　　再说战场地势，楚联军扎营处也比晋联军具有优势。
　　总体而言，晋联军是以弱对强。
　　因此，决战前夕，晋文公忐忑不安。迟迟没有下达作战命令。下军统帅栾枝劝晋文公，不要“思小惠而忘大耻”。实际上，这时晋文公已然兑现了当年给楚成王的承诺。何况，到这个份上，即便没有兑现承诺，也顾不得什么信义了，楚联军兵临城下，不打也得打。晋文公只是在想，如何打？如何取胜？如何一举歼灭楚联军庞大的11万人马？

　　此次决战的意义和结局，晋文公比谁都清楚——胜则称霸中原，败则霸业泡汤。
　　一战定乾坤！这是绝对意义上的生死鏖战，晋文公内心紧张、激动、澎湃，手心捏了无数把汗。可面儿上，他还做出一副感当年恩，不忍心与楚作战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