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13节作者:
阚治东 威海路营业部要求蔡彪本人来上海解决争执。蔡出示了一张杨怀定亲笔写的字据,字据内容大意是:杨应在某月某日前向深圳蔡某交付电真空股票数百股,每股价格400元,深圳蔡某事先把应付款项存入申银证券公司威海路营业部,杨交付股票后方有权动用此款等等。从这张字据内容看,事情很清楚,深圳蔡某委托杨以每股400元的价格收购电真空股票,然后通过我们的威海路证券业务部清算交割。据广东方面称,杨收进这些电真空股票后,向蔡某仅交付了一小部分,见黑市中电真空股票价格已突破400元,便推托不愿再交付剩余股票,提出可以退钱,深圳人盛怒之下把整个款项冻结。此事上了法院,花了一年时间,最后通过司法调解解决。
杨状告的是申银证券,在一些记者眼里,阚治东就是申银证券。我对其中的细节并不是很清楚,更不认识其中涉及的任何一个深圳人,接受挂失的做法,也是银行通常的做法。
时隔近20年,在北京“联办”(证券交易所联合设计办公室的简称)举办的“中国证券市场17年深圳座谈会”上,我和杨怀定碰上了,回忆起早期证券市场都感叹不已。当年精壮的杨怀定已经显老,由儿子陪同参加会议。见面后,杨怀定拉着我与他们父子合影一张。我知道,作为早年股市历史人物的杨怀定,很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在很多场合都声称自己从未参与国债、股票的黑市交易。我在这里道出此事,并非要与杨怀定先生过不去,只是讲述一段历史故事。说起来,早年通过股票市场发家的人中,又有几个没有黑市淘金的经历?
发生在1990年的上海股票黑市延续时间不是很长,随着流通中股票的增加慢慢萎缩,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彻底消失。今天回过头看,股票黑市固然有它的负面效应,但它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上海第一批股票的价值,培育了上海第一批股票投资者,使股票市场在上海首次得到人们的重视。
第三章(1)
更大舞台
申银证券成立
我与申银证券总经理吴雅伦商谈具体移交手续。我提出交接手续简单化,只需把申银证券公司的那块铜牌给我们即可。几个月后,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龚浩成行长来为申银证券新落成的办公楼剪彩,说:“这些都是我白送你的!”
组建工商银行所属的专业证券公司
1988年,全国最早的三家证券公司申银、海通、万国证券成立。在三家证券公司成立之前,上海的股票发行和交易都是由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独家办理。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在考虑设立专业的证券公司时,认为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最有条件成立专业证券公司。可是,当时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毛应梁行长认为通过信托投资公司开展证券业务挺好的,为什么还要成立这么多公司。因而错过了那个机会。
不久,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抢先为自己注册了上海第一家证券公司——上海申银证券公司,但没有开展业务。随后,上海国投牵头组建了上海万国证券公司,交通银行组建了上海海通证券公司。专业的证券公司成立后,人民银行为了扶持这些证券公司,在国债和股票的业务中都对信托投资公司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政策,这使得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在上海证券市场的垄断优势受到了严重挑战。
这种挑战在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增发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是生产真空电子管的国有专业公司,也是上海早期生产黑白电视机显像管的公司,现任国家领导人###曾在早期担任该公司经理。由于该公司的经营班子有很强的变革意识,因而成为上海“老八股”中唯一的一家国有大中型企业。
第三章更大舞台
1989年初,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批准真空电子公司增发新股18万股,每股价格102元,当时的真空电子公司的股票面值为100元,募集资金1 800多万元。对于今天的证券市场而言,这点资金不值一提,但在当年,这算得上上海股市最大的一次筹资。
发行股票需要承销商。当时上海具备股票承销资格的证券机构有申银、万国、海通三个证券公司,以及工、农、中、建四家专业银行在上海设立的信托投资公司。真空电子公司这次增发的主要承销商资格,我们与万国、海通证券公司争夺得最为激烈。真空电子公司的股票,首次承销和第一次增发都是我们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独家承销的,因此,企业也希望由我们继续担当这次主承销的角色。
但是万国证券和海通证券不干,认为这些应该由专业的证券公司来承担。他们说:“过去没有我们这些专业的证券公司,你们银行的信托投资公司从事证券业务可以理解。如今人行已经批准设立了我们这些证券公司,证券市场的活儿还让你们干,那要我们这些专业的证券公司干什么?”上海市有些领导,包括人行上海分行的有些领导也赞同这个观点。
我当然也赞同这一观点。但是,“屁股决定脑袋”,作为工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的人,我当然要为自己所在的企业谋求发展的机会,因此,我们开始通过银行这条线给企业施加压力,毕竟选择谁做主承销商最终还是发行企业的权利。那几年,银行之间没有太多的竞争,是名符其实的专业银行,农业银行为农业服务,中国银行负责涉外企业服务,建设银行管理预算内建设资金,工商银行则负责全部工商企业的信贷业务,掌握着所有工商企业的命脉。因此,没有哪家工商企业能离开工商银行的支持,上海市仪表局及其下属的真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也不能例外。因此,当我们通过银行这条线给企业施加压力之后,企业唯一的选择就只有我们这一家了。
第三章(2)
一番争夺之后,参与各方旗鼓相当,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对选谁当主承销商也左右为难。最后由龚浩成行长拿出一个折中方案:由人民银行下属的申银证券公司牵头,工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万国证券公司和海通证券公司都参加,组成联合承销团,共同承销真空电子公司第二次增资发行的1 800万元股票,承销额度四家均分,承销费收入均分,如有余股,各自包销。龚行长原先在上海财经大学担任校长,在上海金融界是受人敬重的权威人物,有了他一锤定音,我们就共同组建了真空电子公司股票联合承销团。
经过这次事件,工商银行意识到成立专业证券公司的重要性。而我调到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任副总经理,行领导给我的任务主要是两项:一是把现有证券业务做好;二是组建工商银行所属的专业证券公司。
“借壳”成立
在这之前,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已经组织人搞了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兴华证券公司筹备方案”,我们把这份方案完善后上报给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管处。但是,人行方面迟迟没有批准我们的申请,理由是证券公司还在试验阶段,不能发展过快,近期不可能批准新的证券公司成立。
而此事的解决也是多亏人行上海分行的龚浩成行长——为筹备证券公司,毛行长找到龚行长,龚行长说:“老毛,你把我们的申银证券公司拿过去不就行了?”毛行长一听,问我行不行?我当然高兴万分,这是一个完全干净的公司,名称也与我们工行相称。毛行长听了我的意见之后,马上拍板让我着手办理此事。
根据行领导的意见,我立即与人民银行办理申银证券公司的转让手续。上海方面的手续办完了,还要去北京的人民银行总行报批。毛行长在我去北京前指示我,“小阚,事情不办好,不要回来!”为此,我在北京待了很长时间。时任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管理司证券处处长的李小平,对申银证券公司转让一事态度积极,我与她处里的路畔生、宋会等几个年轻人相处得也不错,因此以难得的工作效率完成了他们处的手续。手续转到金建栋司长手里也很顺利,可是在陈元副行长那里卡住了,好几天都没有消息。
我每天催促证券处帮我探明原因,最后得知陈元副行长见了人行上海分行上报的申银证券公司转让材料,说:“谁说人行不能从事证券业务?告诉上海分行,总行没有规定人行不能搞证券。如果上海分行知道这一情况还是同意转让,请他们拿书面意见来。”得到消息后,我一边赶紧把人民银行总行领导的意见传回上海分行,一边担心人行上海分行由此改变主意后我们该怎么办。好在龚浩成行长态度坚决,认定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不应与民争利,人行就是不能直接从事证券业务,很快提交了上海分行再次确认同意转让的书面意见。到了1990年初夏,申银证券公司转让的批文终于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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