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12节

作者: 阚治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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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上午,蜂拥的人群在静安证券业务部排成长龙,争购各种股票,其时,电真空股票挂牌价格为110元,购者如云。一名广西来客,一下子购进1 000股。上午,该业务部便成交7 000股左右。下午,面对有限股票来源和市民炽热的购买欲,静安证券业务部决定采用竞价方式。
  第一场售出1 000股电真空股票,起点价111元,15分钟内,有26人要求委托购进,开价从1112元到115元,最后,依开价由高到低成交,1 000股股票被13人分配完毕;第二场售100股延中股票,起价70元,成交时最低价达821元,而该股票在当天上午挂牌价为75元。

第二章(16)

  抛者寥寥而购者如潮,交易量骤升,货源何在?原来,去年发行电真空几千万元股票颇不景气,各证券公司曾吃进大量股票,近几日,工商银行上海信托公司倾其存货,仍供不应求。该公司副总经理告诉记者,原申银证券100万股电真空股票已有一半放出。
  记者报道的是我让静安证券业务部试用竞价买卖的场景,至于100万股电真空股票库存已放出一半的说法,则有点夸张。
  有关人士认为上海股票趋涨,有随着二手国库券得益率下降,部分市民转向股票的部分原因,但是确凿的事实表明,24日那样的暴涨,是深圳等地一些股票“炒手”,携巨款来沪,欲重温发财梦,如果此种炒法成势,股价疯涨,就值得忧虑了。阚治东告诉记者,对此已有防微杜渐之举,如成交延长交割期至一周,交易者须出示身份证,限定每天上涨幅度等。

  股票热了,交易活了,证券业务部最初还是很高兴的。此前,证券业务部股票是买进多,卖出少,再加上有些股票由我们包销的部分发不出去,静安、虹口两个证券业务部都积压了不少股票库存,上海已上市的股票大部分积压在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的金库里。股市热的初期,我们通过这部分股票库存对市场价格起一个平抑的作用,自己也可回笼点资金。自从实现涨停板制度,看到我们卖出的股票天天涨,而且只涨不跌,最后我们也不舍得外抛了。为了平抑股市供求关系,我在初期还硬性规定业务部每天卖出一定数量的股票,可往往一开门就被认购一空。有一段时间,我们基本上不对外卖出股票。根据涨停板规定,我们证券业务部也每天提高股票买入价格,但大部分想卖出股票的客户还没走到我们的证券业务部,就被黑市“黄牛”拦截了。

  于是,在我们证券业务部周围逐渐形成一个很大的股票买卖黑市。黑市股票价格初期比我们证券业务部高不了多少,但慢慢就拉开了价差距离。以电真空股票为例,如我们证券业务部内挂110元,外面价格也就是120元左右,但在黑市股票“贩子”的哄抬下,电真空股票的黑市价格很快突破400元,而我们业务部的挂牌价格还限制在200元以内。股票黑市愈演愈烈,静安证券业务部门前的西康路被来自市内市外,特别是广东的股市淘金者围得几乎水泄不通,车辆只能绕道而行。不管是谁从那条路上走过,都要经过无数盘问:“股票有伐?”一旦你流露出可以商谈的样子,就立即成为众多人争夺的对象,有人有幸得到你的默许,马上就会把你领到另一处,商讨成交价格。成交后,一手交股票,一手交钞票,但钱不会全部交给你,留下黑市价格与证券业务部挂牌价格的差额,让你陪着到证券业务部内完成股票过户手续,然后再把差额给你。对卖出股票者而言,手续麻烦些,但多得到的钱可不是小数目。但仍有不少人嫌黑市交易手续麻烦,也怕不安全,坚持把股票卖给我们业务部。

  不少“黄牛”为此简化了手续,完全一手交钱,一手交股票,但要你一张身份证复印件。股票交易后要办理股票过户,股票过户是在股票背书上进行,先是原有股东同意卖出的印签,然后再在背书上写下新股东的名字,随后还有办理过户机构和经办人员的印签。为了打击股票黑市交易,我们规定,股票交易后必须办理股票过户,股票过户必须持有买卖双方的身份证,但是随着上海其他几个证券业务部也开办了股票交易。那里交易的股票由他们工作人员集中到我们静安、虹口两个证券业务部办理股票过户,买卖双方都要出示身份证实际上不可能做到,于是有所变通,采取了凭身份证复印件过户的做法。不少“黄牛”也就钻了这一空子,把某些证券业务部的人搞定了,因此不在乎身份证是否是原件,这也是上海当时股票黑市疯狂的原因。果然,不久后,上海海通证券公司部门负责人在这方面出了问题,收取“黄牛”大量贿赂,案发后受到法办。


第二章(17)

  针对股票市场出现的情况,我们向有关部门反映:“股票市场由冷转热,还有三个因素不容忽视:一是上市股票太少。目前上市股票仅为7种,总股份1242万股,其中实际可供流通的个人股为557万股,平均全市20人分不到一股,随着对股票有兴趣的人越来越多,求大于供,股价上扬则是必然结果;二是股票买卖有利可图。日本的上市公司现在市盈率在50倍以上,深圳股票在20倍,而上海以电真空为例,按去年盈利计算只有153倍,因此投资者认为上海股票仍有潜力可挖。三是股市有关法规不完善。”

  这些反映和建议,推动了此后上海股票的大规模增发工作。
  杨百万状告阚治东
  前面谈到的杨怀定也是股市中的传奇人物,我有他早期的一张名片,上面写着:上海平民股票证券职业投资者。百万富翁与平民是挂不上钩的,号称“杨百万”的杨怀定特意注明“平民”二字,意思可能有两层:一是出身平民,没有什么背景,今天的成就完全是靠自己拼搏出来的;二是区别于我们这些官方批准的证券经营机构。他称我们是官方,而自称平民。

  上海早期通过股票市场发家的不少是地地道道的平民。据静安证券业务部的员工说,有一个叫“小山东”的人,原是他们门前摆水果摊的,耳濡目染,对股票了解不少,于是把做水果生意的钱投入股市,最后成了上海小有名气的股票投资者。这类例子很多,可能也是穷则思变的缘故,越是相对不富裕的人越是敢于冲进股市。记得当年在申银证券公司决策异地营业网点建设计划时,大部分人主张把第一批异地网点建在相对富裕的城市,因此我们的第一批网点中有温州、佛山等城市,但很快发现这些城市的营业部,其经营状况远远不如一些欠发达城市。

  当时混迹于上海股票黑市中的很多人并不是股票的最终买家,他们背后有庄家,有些小庄家后面还有大庄家。这些人本身没有本钱,只是根据庄家的指令用庄家的钱收购股票,自己从中赚取佣金。有点本钱的小庄家则与大庄家采取协议的方法,自己在市场上压低价格收购,然后再以较高的价格卖给上面的庄家。这种协议的方式常常引出纠纷。

  1990年,杨怀定一纸诉状将申银证券告上静安法院,被媒体称为惊人之举。3个月后,静安法院受理此案。有媒体还以“杨百万状告阚治东”进行炒作。当年有文章认为此案扑朔迷离,其实案情并不复杂,就与那次股票黑市买卖有关,原本与申银证券无关。
  1990年,财大气粗的深圳人涌至上海。一位名叫邱伟建的深圳人把杨请到百乐门酒店。邱委托杨代购电真空股票。8月20日,两人来到申银证券威海路营业部,以吴梅贞、蔡信忠二人的名义存入25万元。9月7日,杨把这笔款划至深圳人蔡彪的名下。
  不久,两位深圳人手持蔡彪的亲笔委托函,要求申银证券公司威海路营业部把他名下的25万元存款冻结,写明这笔存款未经他同意,任何人不得提取。因为存款人与出具委托函的人的身份证明一致,威海路营业部受理了委托函所要求的事项。
  同年10月11日,蔡彪给申银证券寄来挂号信,称25万元系他所有。蔡随后又在《文汇报》上刊登了挂失启事。
  杨怀定认为,申银证券为了达到胁迫他赔偿邱伟建的目的,无理拒付属于他的钱款,状告了申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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