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以为我受刺激了，更加后悔，但又不能不回答，便下了下决心，做出一不做二不休的样子，说：“进监狱了。可到现在还没判。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好像是与沈阿姨有关。你也别去医院打听了，没用。沈阿姨已经退休了。”
　　说完，她急三火四地走了。
　　？？？！
　　我很难相信。怎么会这样？难道因为我吗？
　　可我怎么能不管？怎么会不问呢？
　　……记得当年陈锋领我去见过他的老母，对，何不问问她呢？
　　我从来做事光明磊落，和陈锋的过去我对丈夫说过。丈夫是个十分宽容的厚道人，我没必要瞒着他，并且我期望他能和我一起去。
　　“我的儿子！”当一声充满沧桑、充满悲怆、充满情感的呐喊突然炸响在陈家客厅时，刚进门的我和丈夫心难都傻了。
　　伴随着这骤然爆发的呼唤，陈锋的母亲张开双臂，向着我们扑来。
　　即使素昧平生，你也能觉出老人的不正常。
　　我吓坏了，忙放下手上的水果去迎接陈母。
　　但更让我没想到的是---陈母抱住的，不是我，而是我的丈夫---心难。
　　足有七八分钟，屋里只有老人的嚎啕大哭。

　　我上前把陈母和心难分开，并将陈母扶到沙发上坐下。
　　良久，我们谁也没说话。
　　不用问，一定是陈锋的事情对她打击太大，老人精神出了问题。
　　……但是，错了，我错了。
　　因为，稍后，她正常如你我一样，开始给我们讲述一段真实而悲惨的故事……
　　一九七五年，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进入第八个年头。

　　国家对知青工作有所改进（***的功劳），把过去毕业生象劳改犯一样统一派遣给贫下中农去“再教育”，变成了试行“厂社挂钩”。
　　厂社挂钩有三个与以往根本不同的转变。首先，集体户不再由中学组建，而改由各单位组建，因此成员之间也由之前的同学变成发小（因都是本单位职工的应届毕业子女。那时的福利分房造就了发小们的父母都是一个单位的同事这样一种双重的亲密架构）（单位组团的另一个好处就是有资金并可投入，因此集体户硬件设施大为改观，生活舒适度直线提高）。
　　其次，落户地点由原来上级统一盲派改为各单位自己选择（他们当然选择与自己单位有某种合作关系的对口地区。所以被选地一般都把它作为事业协作和利益互换的保障，孩子们将会得到很好照顾）。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统一加派“带青老师”。这大概源自家长们在上述两条重大利好之后还不放心，还要单位挑选一位品格优良的职工陪同驻扎在集体户里，替家长们管理保护自己的孩子。
　　郑心难的父亲郑秋天就是他们单位派出的第一位带青老师。
　　郑秋天是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妇产科大夫兼讲师。

　　当初派他去当带青老师争议极大。
　　意见两边倒，家长们赞同，局外人反对。
　　因为郑秋天是个专业人员，并且很出色，要放下安排好的教学计划和手术方案去农村陪孩子们玩儿，而且还不是玩儿一天两天，这无论对学院的工作还是对个人的学业都是个损失。学院里那么多无所事事的行政后勤人员尽可担此角色，呆几年都不会被视为浪费，怎么就偏偏选中他了呢？——这是反对声。
　　家长则有家长的想法。那个年代有一种安排孩子工作的名目叫做“接班”，就是，父母到了退休时家里如有待业青年，可以顶替父母的名额或编制到父辈的单位来工作。
　　当然，那时的人们大多都十分热爱本职工作，何况这是神圣的医学殿堂啊，几乎没有人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子承父业。
　　但孩子们却不这么想。尽管是在那个思想被严重束缚的年代，孩子们也还是有自己的理想，而且他们的理想五花八门，这在家长看来是不客观、不现实、不识时务的。所以他们要找一个品学兼优而且善于说教的业内人士去现身说法、去潜移默化、去谆谆教诲。翻来找去，这个人非郑秋天莫属。这不仅因为郑秋天具备上述优势，还因为他性格开朗活泼，好玩爱动，容易和孩子们打成一片。况且他的年龄也并不比孩子们大特别多（他那年刚好29岁）很容易和这些十七八岁的学生沟通。

　　那么，这么自私的设想为什么会得到领导那么宽容的安排呢？这一方面说明领导确实是明察秋毫体恤民情的，而另一方面，应该说也是最重要的原因：领导班子成员中有三个人的孩子该年应届毕业，陈锋的这位妈妈陈明丽就是其中之一。

　　日期：2014-08-15 16:49:53
　　全科医生
　　（六）
　　事情由突发事件引起。
　　孩子们下乡半年后，也就是七六年春节刚刚过后。
　　陈明丽早早从家里返回集体户。
　　同学们大多还没有回来。

　　女生宿舍由于一个多月没人住，屋里布满灰尘。陈明丽和与自己一起搭伴回来的好友徐淑杰动手打扫起来。
　　当时，陈明丽正站在凳子上，举着扫帚，打算扫天棚上的蜘蛛网。突然肚子剧烈疼痛，使她猝不及防地从凳子上摔了下来。
　　开始，俩人都以为是偶尔岔了气，之后摔下时也许又被凳子硌了一下，很快都会好的。
　　可观察了一会，不见好转。徐淑杰便急忙把正在社员（当年对农民的称呼）家帮人看病的郑秋天找了回来。
　　郑老师经过诊断，初步认定是急性阑尾炎。

　　陈明丽需要手术。
　　可当时，一个公社（相当于现在的镇吧）只有一所卫生院。他们所在的集体户距离公社卫生院有十多里山路，生产队里只有一辆牛车，无论如何也是来不及的；找家长找学院更是不可能，那时的乡村没有任何通讯设备，一切异地联络都一律靠迟到的书信。即便有电话，又能怎样？后援在千里之外。
　　也许在郑秋天赶到之前，徐淑杰对陈明丽做了不当救治（医人的后代嘛，大多脑袋里熏上些简单的医学常识。不过懂得多少、理解得对不对、实践时有没有偏差就不好说了）；也许陈明丽根本就不是初次得病；总之现在已经有了穿孔的迹象。
　　陈明丽有生命危险。

　　怎么办？
　　时间已经连害怕和犹豫的工夫都不给了。要么明知来不及也往公社卫生院送，反正尽力了，条件所限，自己什么责任也没有。只是陈明丽必死无疑。
　　怎么办？
　　平日里，人的本性和品质是不大看得出来的，几乎千人一态或者万人一面。只有在事变和事件面前才能于瞬间区分出英雄和狗熊、人杰和人渣。
　　郑秋天，在这万分危急时做出了一个天大的决定：就地为陈明丽手术！就在集体户！自己操刀！
　　之前，郑秋天并不是外科医生，更没有机会被认定为全科医生。
　　但这不妨碍他做决定。只有这样，或许才能捡回一条人命。
　　决心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第一，自己不是普外科大夫，因此从没做过这种手术；第二，不具备无菌条件造成的感染同样可以要了陈明丽的命。第三，术中可能出现的种种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