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书附兵器、军阵图若干。
　　戚继光说：“在南则《纪效新书》，在北则《练兵实纪》”，后者主要是讲车、步、骑诸兵种协同作战的训练。

　　鸳鸯阵作为小阵，虽然可以叠加，但是仍然不可避免其固有的缺陷。用于对付广袤草原地形的千军万马，显然是不够看的。这也再一次说明鸳鸯阵不是一个完美的阵型。而俞大猷的叠阵，就完全不同。我在前文已经讲到，车营使用的是叠阵，而叠阵也是俞大猷在平倭时常常使用的阵型之一。并且，有军事常识的人就应该知道，战争进入热兵器时代后，叠阵依然是最好的阵型，因为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火器的威力。大规模的坦克对战，实际上很多时候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叠阵阵型。空军一主机、二僚机的三角形配置，就是最基本的叠阵单元。俞大猷才是真正掌握了战争的基本规律！（《百家讲坛》“抗倭英雄戚继光”讲座的主讲者嘲笑俞大猷“以易演兵”，是多么的无知。）

　　俞大猷在嘉靖三十八年至三十九年创车营后，北部边境陆续有了车营。万历二年，谭纶向朝廷推荐俞大猷：“今日破虏之策，决非车战不可。而能尽车战之妙，实惟俞大猷一人。即臣与戚继光，皆自以为不及。”（《洗海近事?荐书附》）于是朝廷命大猷“提调京营车兵”（《明神宗实录》卷２４）。
　　对照《正气堂集?卷１１?大同镇兵车操法》及《正气堂续集?卷６?京营战车近议?上车兵稿》可知，俞大猷在原来车营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首先是车制的改进。将原来的独轮车改为双轮车。车长１丈３尺，但进退都很方便，“大而不重，轻而不虚”
　　（《正气堂续集?卷６?京营战车近议?上车兵稿》），并且不用偏厢（名曰“冲车”）。其次是编制的改进。大同时，一营１６９辆车，７１３８人，改为一营１２０辆车，６０００人。分为车兵营（车、骑）和战兵营（步、骑）。“车必藉火器以败贼，火器必藉车以拒马”
　　（《正气堂续集?卷６?京营战车近议?上车兵稿》）再则是训练与战术的改进。训练主要是合同战术的训练。一营的操练与多营的合练。增加了十干万全阵（十营六万人的大阵）、五行阵、三才阵的训练。多次进攻或交替撤退之间有一个重要的“止齐”，即停止下来保持阵型。
　　三年时间，俞大猷“新制兵车千二百辆”，培训“中军千、把总三百余员，车战马步兵六万名，轮日合营，教练皆习熟可用。”（《正气堂集?卷７?乞归书》）
　　战车之用，春秋后式微。俞大猷在嘉靖三十八年至三十九年创车营时，比较了李陵、李靖、李存朂、岳飞等历史名将对付骑兵的经验教训，参考了唐、宋、明以来的历代车制，而创造了新的车制及相应的训练方法、战阵。要之，前人车法，“行则载衣粮，止则结营阵。”（明英宗实录?卷１５８）以防守为主。而大猷的车营，是真正攻防结合的多兵种合成。
　　嘉靖三十八年时，俞大猷曾经将“车模”送谭纶研究。可能戚继光从谭纶处也得知车营的基本情况。戚继光隆庆二年到蓟，按照俞大猷在大同时的旧制训练车兵，稍作修改并记录下来。
　　因为偏厢车的防护厢板，被以棉布等物，重心不稳，且独轮车较之双轮车推挽费力，加之车营有强大的火器，偏厢的防护作用并不大，所以后期戚继光也想制作“冲车”而未实现。观《练兵实纪》，无论训练的内容、程序以及车型、车制、战术，无不本之俞大猷。
　　《纪效新书》与《练兵实纪》如果署名为俞大猷、戚继光，绝不会有任何著作权纠纷。单独署名戚继光，就显然不妥。【抄袭的实质要件在于作品是否是作者自己独创的，而不是照抄照搬他人的。在作品相同，又能证明不属作者独立创作的（作者间又存在接触关系），构成抄袭行为。】
　　但是《纪效新书》与《练兵实纪》如果真是俞大猷、戚继光合著，则两书中的错讹就不会出现。

　　日期：2014-07-06 15:34:31
　　3、正确看待《万历十五年》
　　3.１《?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　
　　《万历十五年》是华裔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名著，英文名叫做《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成书于1976年。中华书局2006年版附有《?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一文。
　　《?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核心内容有三点，一、大历史观；二、数目字管理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或者说是社会管理体制的发展趋势；三、道德，“不能经常提出，也不能在细微末节内提出”。
　　基于大历史观，黄仁宇先生是作为《万历十五年》的一个补充说明，阐述《万历十五年》”只代表作者一部分意见，不是全部历史的观点...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黄先生的观点，我认为有几点是需要探讨的。
　　公元1500年，是现在的历史学家基本公认的近代世界历史的“转折点”，是“大航海时代”的开始，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开始，也是世界走向“地球村”的开始。黄先生说：“假使我们把中西历史都推后三五百年，才可以看到，因为世界工商业技术的进步，所有国家都要从以前闭关自守的形势，将社会生活方法作彻底的改造，以期适应新的世界金融经济，中外无可避免。”在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待历史问题，这个观点是黄先生的睿智之处。后人看待之前的历史事件，理论上应该比前人更加清楚历史的走向，得出更加明智的结论，这当然没有什么错误。黄先生以此观点，分析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却恰好出了问题，又是为什么呢？

　　第一，后人看待历史，容易犯“事后诸葛亮”的毛病。真正的大历史观，所指的“更长的时段”，不仅包括向后的方向，也应该包括向前的方向。也就是说，历史的来龙去脉也同样重要。否则就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得出偏颇的结论。“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是时间轴线上一个固定的点，从此点出发，有两个方向，不理清楚两个方向发生的事件，当然不会得到完整的结论。那么，16世纪的中国，在历史的时间轴线上，该怎么来定位呢？

　　首先，任何朝代，都有其盛与衰。1587年，不可否认，大明朝已经进入了衰老期。末世的结果古往今来毫无例外的只有两个：死亡（被取代）和涅槃。神话中，禹诞生与鲧之腹，即是一种涅槃。
　　其次，1587年，也是封建社会的末世。（按照现在的历史学家普遍的历史时期划分，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各地陆续萌芽。

　　1587年的大明朝，同时作为王朝的末世和社会阶段的末世，有诸多的末世乱象自是不必奇怪。“恢复故态决无可能”，但是因此而作出“一个历史的大失败”的结论，至少是不充分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