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06-26 21:42:45
　　幸运的是，再次聚集起来的人较先前的规模更小。因此朝鲜军队不必与叛军进行直接对抗，围而不攻就解决了问题。从事发到此时，报恩县事件持续了三个星期，叛乱在朝廷恩威并施中终于暂时平息。
　　袁世凯鉴于此次叛乱一没有抓获挑头闹事儿的头目，二没有惩治一部分乱军中的中坚分子，认为这些人始终是一种威胁。所以劝告韩王练军备战，以防不测。为了体现上国对属国的特殊待遇，他再次向北洋大臣李鸿章上书，申请北洋赠与朝鲜一批武器装备，以帮助其提升军队的战斗力。
　　从日后的事态发展来看，袁世凯的顾虑是正确的。不对引发动乱的社会根由进行必要的改革，相似的事情始终还会出现。此次事件因为发生的时间较早，于1893年上半年就发生、平息，尚未与上文中提到的金朴事件重叠，并未引起日本国内的广泛注意。而1894年五六月份再次爆发的古阜郡起义，则终于成为刺破中日脆弱关系的那一枚钢针。
　　日期：2014-06-26 22:08:10
　　儒家体系下将直接负责百姓治理的官员称为 “牧民官”，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即官员视百姓等同于牲畜。也正是这样的原因，在动荡年代中，往往一方长官根本不将治下的黎民个体看做必须要严肃对待的对象。他们作威作福时间长了，也就放松了警惕，忘记了即使兔子急了还咬人这么个简单的道理。
　　古阜郡郡守赵秉甲就是这么一位。在他治理的行政区划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水利工程——万石洑。很多研究人类文明起源的学者都持有这样一个观点：国家这种组织形式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人类面对大自然的各种天灾，尤其是水患，需要集中大量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工程建设，而其中最为首要的就是水利设施建设。当然笔者没有奢望这位赵秉甲大人能有如此高的觉悟，相信当时的草民们也没有如此高的期望。

　　他们根据郡守的号召，认为为了自己种在地里的粮食能够在雨水多的时候不被淹，干旱的时候有水灌溉，保证在田地里挣一些足以糊口的粮食，出出力气，配合政府、无偿的对这样一个水利工程进行整修，是应当应分的。面对这样一个政绩工程，郡守却不认为这群草民仅贡献这么点儿就足够了。他认为这个水力灌溉工程是其捞钱的资本，所以在万石洑修缮完毕后，其立刻下达命令，凡是引万石洑水进行灌溉的田地，每下一斗种子，秋后要缴纳六斗粮食。

　　作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现代人，你可能像笔者一样，对这样的税收没啥概念。那么先来让我给你算笔账，虽然古代的称量单位经过多次变化，按照平均水平来说，一斗等于六公斤，六斗也就是等于三十六公斤，新中国解放初期国内一亩地种小麦的话，收成在二百公斤左右。也就是说，不管粮食是丰收还是欠收，都要至少缴纳百分之十八的农业税。换算成现代社会每个公民都在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的话，相当于月薪两万五千元的你，每月要缴纳四千多元，而且要求月薪仅有三千元的你，也必须缴纳这么多个人所得税，你说这个情况有多苦闷？

　　日期：2014-06-30 10:41:11
　　不在沉默中苦闷，就在沉默中爆发。古阜郡的百姓对于这样的贪赃枉法之徒在忍无可忍之后，由东学道徒全奉准领导，揭竿而起、冲击县衙，不过这次行动仅仅是一时气愤所激发的冲动。“魔鬼”释放出来后，不仅喽啰们四散而去，就是作为首领的全奉准也没当回事儿，自顾自的回家去了。这个时候如果朝鲜政府能够妥善安抚民众，也就不会有后面的事情了。可惜天要亡之，必先狂之。受惯了清朝和西方列强压迫的朝鲜朝廷，看到手底下一贯唯唯诺诺的民众也胆敢和自己犯刺儿，二话不说就派了少得可怜的兵丁前来镇压——政府手中确实也没啥军队可派。

　　1894年4月中下旬，作为起事头目的全奉准看到再这样无声无息、不作为下去，自己小命儿就不保了，而且各地无论是道徒还是普通民众，都受到当局严刑酷吏的骚扰，所以他干脆再次揭竿而起。这次全氏吸取上次的教训，坚定地以干掉对手为行动的目标。这个时候的朝鲜军队就像虚火旺盛的糟粕老朽，手持木棒、石块儿的乌合之众也轻易的将其击败。
　　首败于黄土砚的朝廷始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再次祭出洪在义这面大旗——不管怎么说，上次的起义是在其率领军队前往之后消弭的，谁知道这位老兄是怎么忽悠国王、闵妃的，八成他会将那次弭平动乱的功劳全都说成自己率军有方呢。鉴于事态的严重性，这次闵妃大方的给了洪在义八百人——朝鲜实在无军可用。在出发之前，袁世凯给当局献策，东学道这次作乱人数众多，分布的地区又极广泛，这点儿军队分而击之则是兵家大忌，容易被贼打败。所以不如令各地官员学习清朝在天平天国动乱时期的办法，大举各地练兵，据兵自守。洪在义则相机进剿，这样既可以保证在具体战役中保持兵力上的优势，也能对叛乱军队的老巢构成威胁。从客观角度来讲，这种策略是有可取之处的。可惜对外懦弱的政权认为面对一向乖如绵羊的民众，不必如此费事儿，随便打打就可荡平乱臣贼子。袁世凯没有办法，虽然这个扶不起的阿斗不听话，还是要尽量帮其解决问题。所以他调来三艘商船帮助当局运送军队，并且命令统属中国的平远舰在运送军队后，就停泊在离东学道徒所在地不远的群山码头，以给政府军遥遥助威。当然了，已经洞悉朝鲜政坛如何腐败不堪的小四也知道前方官员传来的消息不可避免的有掺水情况，所以他派出了一些中国官员随洪在义的军队一起前往事发地，以保证自己掌握信息的可靠性。

　　日期：2014-06-30 11:41:39
　　这个看似不起眼的举措，很快表现出巨大的重要性。在京兵派出不久，袁世凯起初也同朝鲜官员一样相信官方渠道传回来的种种大捷消息。由于他是如此的坚信不疑，在其给李鸿章的奏报中声称，官兵一到，群匪张煌无挫，即刻间呈土崩瓦解之势。在首次接仗中，官军击毙数十人，俘虏百余人，其余之众只是负隅顽抗，不足为患，相信短时间内即可将其解决。但是随着中方随军人员传回的消息，他不得不痛苦的认识到，自己过于乐观了。在后面的报告中，袁世凯承认残酷的现实是，匪依山聚食，恐难速除。

　　当然更有政治智慧的小四同学不会像李熙那样束手无策，为了应对日益糟糕的局势，他向当局指出，地方官员贪得无厌是导致此次事件的直接原因，应当加大对这些人的惩处力度——有没有很像七点钟的新闻联播？另一方面，面对已经走上攻城略地、屠杀官长道路的暴民，已经不可能通过说服教育工作加以驯服了，必须动用更大的国家强力予以镇压。但是朝鲜军队懈怠日久，远远见贼则驻足不前，闻贼撤去则跟踪其后、谎报战功，首先需要向士兵灌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观念，忽悠他们奋勇杀敌。

　　日期：2014-06-30 13:33:16
　　然而荒唐的国王只顾自己的安危，才不管各地秩序如何。他首先下令将仅有的练军聚集于汉城，以求自保。而且荒谬的认为，这些暴民玩累了会日久必散。
　　在这段时间里，当然少不了向清朝请求派兵代剿的呼声。其中最为代表人物的，就是闵氏集团中新一代最大实权人物闵泳骏，就是咱们提到过的那位只知贪敛财物的皇亲国戚。危难之中总有这些看似不靠谱的人前来帮衬，足以说明袁世凯功夫在平时的作用。因为在5月31日之前，朝廷上下尚未就是否要向中国求助达成共识，所以闵泳骏一方面不做坚持真理的少数派——免得牺牲掉自己，一方面频繁的与袁世凯秘密磋商。

　　随着朝鲜官军的屡次失败，求救的呼声也就日益强烈。袁世凯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加倍的造势，积极推动朝鲜向中国求援决议案的敲定。小四这么做，肯定不是脑子坏掉了，相反的，在这方面其与当今的美国战略眼光相似，你不能只看到为了一次动乱自己派出多少军队、死伤多少人、消耗多少物资，更应当看到平定叛乱后你会在当地驻扎多少军队，多大程度上控制那里的资源。
　　有些学者因为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认为袁世凯是出于希望积累政绩、突出个人能力才这么积极鼓动朝鲜、影响李鸿章，如果他不这么做，中国就不会轻易的出兵，也就可能不会出现日后的败局。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作为清朝驻扎朝鲜的总理大臣，他当然应当事事以维护中国的特权为出发点。即使其确有裹藏部分私人利益的情况，只要不影响大的出发点也是可以接受的。毕竟没有人是不抱有私念，无欲则刚的圣人也只有在政治教科书中才能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