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元璋去世前，他已经把多数儿子封到各地为王——这是他精心下的一盘棋，与管民的郡县和管军的卫所并存的分封制度基本成型。

　　各地藩国虽然不裂土临民，但王爷们体尊位高，节制文武，拥领重兵，据天下要地，形成盘根错节的强大势力。将来老皇帝死去，在新天子的治下，他们能否服从朝廷的约束？如果朝廷弹压稍严，是否会引发像七国之乱、八王之乱那样的大祸？谁的心里都没有底。
　　皇太孙朱允炆作为皇朝未来的继承人，他是怎么想的呢？
　　日期：2013-08-11 10:18:16
　　《太宗实录》说皇太孙早已生出削藩之心。他还未即位，已深忧皇叔们倚仗“尊属”，将来不服他的约束。一天他坐在东角门，和心腹太常卿黄子澄等人谈话，遽然说道：“我非先生辈，安得至此！然皇祖万岁后，我新立，诸王尊属，各拥重兵，何以制之？”
　　这是要讨论将来的宗藩政策了，在皇祖尚在世时，这是异常敏感的话题。黄子澄却轻飘飘地说：“此不难处置。”

　　皇太孙道：“请言之。”
　　“诸王虽有护卫之兵，仅足自守，朝廷军卫犬牙相制，若有事，以天下之众临之，其能当乎？”黄子澄说的很有道理，在过去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藩王在一个朝代的极盛时期造反成功的先例。藩王实力纵强，他所守也不过是一隅之地，朝廷以天下之兵临之，不是如泰山压卵石吗？“汉七国，非不强大，而卒底灭亡者，盖以大制小，以强制弱，势必不支。”黄子澄以古拟今，信心十足。
　　皇太孙听了，亦喜道：“兹事终仗先生矣。”
　　这是《太宗实录》的记载，为许多书所转引，视之为信史。
　　然而诸位明鉴！文中皇太孙一开口，便知这段对白定属伪造。

　　皇太孙说“我非先生辈，安得至此”，换成白话文，就是：“我若不是先生们，哪里坐得上储君之位！”好像他自觉做储君，名不正言不顺，是捡了老大便宜；它对应的正是永乐朝官方的“历史解释”：太祖的本意在燕王，却被一帮奸臣从中阻挠，坏了好事。实录在这里借已死去的朱允炆之口，自证他得国之侥幸。
　　东角门是紫禁城前朝正门奉天门（即午门内广场正对的那座大门，是御门听政之所）东偏的小门，是出入内廷的主要孔道，并非隐秘、可以密谈的好去处。那时朱元璋还没死，皇太孙就开始公然讨论改变其主要政策，并打定主意，一旦诸叔反抗，即用兵剿灭，难道就没有一点忌讳？朱允炆坐上储君之位，那么多人（如燕王）心存不满，一定密布眼线，随时伺察太孙的不是，他即使要与黄子澄议一议，也一定不会让人随便听去。况且黄子澄作为朝廷大臣，岂敢公然与储君交接，私议政事？且所议的还是朱元璋最为忌讳的“离间亲亲”，他不想活啦！按祖训里的规定，这是要族诛的咧！

　　所以，这番对白，应纯属编造，意在揭露朱允炆违背祖制，其削藩之心，由来已久。建文帝哪里想得到，他生前被四叔夺了皇位，死后还要被四叔的子孙绑架，说出许多违心的话。这些话还不少呢，请见下文。
　　日期：2013-08-11 10:22:49
　　至于所谈论的内容，固属老生常谈，因为明摆着的，在建文帝即位后，他以“天下全盛之势”，以临诸藩，即便诸藩联合起来造反，就像历史上的七国之乱一样，迟早也会被剿灭的。建文帝、黄子澄等人作为读过许多书的白面书生，对此信心尤足。
　　建文帝的父亲懿文太子在世时，东宫是诸王们的长兄，而现在诸王却是东宫的叔辈。为了适应这一变化，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九年重新拟定了诸王见东宫仪制，规定诸王来朝，先朝见于外廷，与东宫行君臣之礼，然后相见于内殿，行家人之礼。固然皇储地位尊显，但朱元璋同时强调诸王们的“尊属”（即辈分之尊），让允炆向诸王们行叔侄之礼。这表明，到朱元璋的晚年，他对自己大力推进的分封制度，依然充满信心和期待，没有丝毫的怀疑。

　　朱允炆被迫低头，心中实不服，但他不敢向祖父说起他心中的隐忧，更不敢公然表示反对意见。一切，都待他即位后再说吧！
　　日期：2013-08-12 15:02:25
　　第二章　骨肉之变
　　三　北边起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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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文讲到，《太宗实录》凭想象编写了一段建文帝与黄子澄的东角门密议。它为什么可信，成为无人质疑的信史？乃因建文君臣所议的道理甚是浅显，一般人都看得明白：如果新朝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政，改变太祖的宗藩政策，裁抑亲王的权力，将是“削藩（解决尾大不掉之藩镇）——藩乱（或不乱）——平藩（解决利权太重的宗藩问题）”这样一个过程，其间可能出现波折，但天下一统、皇朝坚如磐石的结局不会变。

　　这是历史的经验，也是天下大势运行的规律，不管燕王朱棣有没有在王冠之上再加戴一顶白帽子的野心，这个道理他不可能不明白的——造反，未可轻言也！
　　朱元璋死后，朱允炆迅速组织亲信大臣撰写太祖遗诏，其中最主要的内容，都是针对诸王的：
　　第一，诸王不必来京，各自在国中哭临；

　　第二，“王国所在，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惟护卫官军听王”。
　　洪武中，诸王权势极重，无论是封国周边的朝廷守臣，或公差路过的文武大吏，都必须朝见亲王，行君臣大礼；诸王不仅专制国中，还干预地方用人及政务；即便是朝廷调兵遣将，需要征发诸路兵马，也须关白亲王，并用诸王为统帅。而根据遗诏，诸王从此只能节制本府所辖三护卫兵马，地方文武官吏不准再听王府“令旨”行事了。
　　朱允炆还未正式登基，已亟不可待地借先帝遗诏削夺诸王大权，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新天子不久还将有更为重大、更为激烈的动作。朝廷内外众多的投机客觑准了这个飞黄腾达的机会，开始霍霍磨牙，准备狼噬那些尊贵的王爷们了。果不其然，很快就有人纷纷出首，告发诸王煽动谋乱的逆迹。
　　洪武三十一年八月，五皇叔周王朱橚第一个倒了霉。
　　周王是朱元璋很疼爱的一个孩子，他的封地不在寒苦的北方，而在较为富庶的大城开封。与沿边手握雄兵的塞王相比，周王开国于中原腹地，是最没可能造反的王子之一。然而朝廷很快接到周王有“异谋”的告密材料，而且这份揭发材料来自朱橚的次子汝南王朱有勋。以子告父，孰谓不信？朝廷如获至宝，当即作成定案，遂祭出削藩的第一只鸡。

　　建文帝首先向周王下手，可能是偶然的（汝南王告变），也可能是精心挑选的结果。
　　洪武三十一年六月间，朱元璋刚刚敛葬，户部侍郎卓敬就上密疏，请裁抑宗藩——这才真叫人走茶凉，朱元璋升天了，他那一套马上不灵，大家伙都围着新的核心转去了。
　　建文帝并没有公开表态，采取了“不报”，即不做任何答复的方式加以冷处理，而密地里却与“同参国政”的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人紧锣密鼓地商议削藩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