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一个出家人，有人上来打个拱，赞他好杀人，有成为连环杀手的潜力，您说这是夸他么？然而姚广孝闻之竟然“大喜”——可见其为人呢。
　　姚广孝如今被荐到杀人魔王朱棣幕下，两人自然谈得来，不止谈得来，还相当投机，所以在马皇后丧事完毕后，燕王回国时，就奏请让姚广孝跟着他回到北平。
　　姚广孝来到北平后，仍然披着袈裟，在庆寿寺做住持。《明史》说他常“出入府中，迹甚密，时时屏人语。”

　　民间野史说，姚广孝自请追随朱棣，即对他大打包票说：“我将奉一白帽子与大王戴！”王上加白，即是“皇”字，这是拿大位为诱饵，诱惑四王子呢。这一情节为《明史纪事本末》采信，而《明史?姚广孝传》的作者却较谨慎，没有采入，只说两人来往甚密，经常把人打发开，说悄悄话。而经常读史的人都知道，“迹甚密”、“屏人语”，几乎就等于密谋造反的同义词。
　　上面提到一个刘秉忠。此公为谁？原来他是元初的一位和尚，很得元世祖忽必烈赏识，大加重用，提拔他做到很大的官。蒙古国改国号为“元”，就是刘秉忠据《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向忽必烈建议而被采纳的。元帝国的都城和心脏：大都，也主要由他设计并主持兴建。刘秉忠的经历与姚广孝很相似，他们一样的出身衲子，一样的入世很深，都得到当世之主的赏识拔擢，建立世俗的功业；死后，一个追封赵国公，一个追封荣国公。但是，他们之间有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刘秉忠奉侍的是当朝天子，天下是他的舞台；而姚广孝追随的只是一名藩王，不管他有多么杰出的才能，也只能局促于北平一隅，无论如何是难以望刘秉忠之项背的——除非，朱棣有朝一日，也当上皇帝。

　　然而，假若他为了赶超刘秉忠（我突然想到一个叫“赶超鸡的屁”的网友），就冒失地向朱棣进言，要送他一顶白帽子，则未免自视过高了，难道他以为仅凭他在茅庐里拿根筷子画一画，就可以分“天下”一杯羹？凭他一人之智力，就可以扭转整个历史的走向？我想，姚广孝不是骗饭吃的望气家、风水先生和气功大师，他不至于如此荒唐。“白帽子”一说，只是后人的附会而已。
　　但当削藩之火突然烧起来后，智能充足的姚广孝一定成为燕王朱棣的军师和主要的战略谋划者，这是无疑义的。

　　姚广孝到北平，是在洪武十五、六年间，“燕国”的建立才2、3年的时间，燕王朱棣年甫23岁，正当“少年壮志不言愁”之时。而他的长兄朱标，正位储君，已经16年了。皇太子是国家储副，储君也是君，君臣之份甚严，也就是说，老四见到大哥，先得行君臣大礼，然后才能叙兄弟之情。朱棣凭什么辄想夺取哥哥的太子之位，动摇国本？
　　不是说朱棣无此贼心与贼胆，而是说他须识时务，在他实力未张、根株未壮，太子深得父皇信任，为举朝推戴，地位稳如磐石的条件下，他纵然贼心贼胆兼而有之，亦不至于滋蔓，而是必须小心地隐藏起来，装作一个恭谨的弟弟和臣子。两个野心家固然会经常“屏人语”，发泄一番对时政与太子大哥的不满，但绝不至于采取实际行动，贸然开启夺嫡之路。
　　日期：2013-08-07 09:44:33
　　第二章　骨肉之变
　　一　皇子与储位
　　38
　　皇太子朱标，他最大的政治资本是父皇的信任，以及嫡长子继承制这样一个基本的政治原则。两者结合，又使他获得群臣广泛的拥护，即所谓“天下归心”。
　　由于上面压着一位强势且苛刻的父亲，朱标的性格一定是极善于隐忍和退让的。尽管如此，东宫的存在，必然会吸附众多的拥护者和投机客。历史上，东宫与内廷的矛盾，多缘起于此，导致正“当阳”的皇帝与等待即位的太子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甚者最终爆发为父子相戕的悲剧。朱元璋为了避免覆辙的重演，想了一些办法，如过去太子都自辟僚属，东宫自有其辅臣班底和侍卫军人，容易在皇权之外形成另一个权力中心和效忠体系，他便令朝中大臣兼东宫之官（詹事府、春坊等官），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这样，皇帝与太子合为一体，难分彼此了。

　　婚姻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黏合剂，使得不同国家、家族和家庭之间形成巩固的利益结合。 朱元璋也通过联姻，与帮他打江山的勋臣好汉们强化了君臣之外的私人联系，他为儿子们挑选的媳妇都是开国功臣家的女儿，而勋阀之家又交互缔姻，从而形成了复杂的人际网络。
　　朱元璋为皇太子朱标一下子娶了两房媳妇，正妃常氏，是鄂国公（追封开平王）常遇春的女儿，常氏是洪武四年受册封为皇太子妃的，然而此时常遇春已死，常家势力一落千丈；继妃吕氏，是太常寺卿吕本之女，与其他诸王的外家（即王妃之家）皆为勋臣武将（公侯伯、都督）相比，皇太子妃的父亲只是一介文臣（常遇春已卒，常氏不久亦卒，当只论吕本），格外引人注目。
　　除了朱标，秦王朱橚也有两妃，正妃王氏，是元朝大将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的妹妹，次妃邓氏，是卫国公邓愈之女。皇太子与秦王都是同时册立二妃，王世贞说，“皆前代故事所无也”。
　　朱元璋为所有儿子娶的媳妇，都出身于勋臣之家，唯有皇太子朱标的王妃，一个家道已落，一个只是一个文官的女儿。须知，在明朝初年，武臣的地位要远远高过文官，而吕本任太常寺卿，官职亦不甚高。
　　朱元璋这样安排，莫非著有深意？至少由此造成的一个显而易见的情势是：太子没有强有力的妃家支持。
　　在洪武中后期异常复杂而残酷的政争和杀戮中，一些诸王的妃家受到各种党案的牵连，朱元璋毫不客气地将这些亲家逐一锄灭。但对亲王都予以保护，除了潭王两口子一起投火自焚外，其余诸王的政治地位都没有受到影响。
　　皇太子的岳丈常遇春有2个儿子，长名茂，次名昇。论亲戚，他们是东宫的小舅子。常遇春死后，常茂没有继承其父鄂国公的爵名，而是改封郑国公，也是公爵级别，食禄二千石。常茂娶了宋国公冯胜的女儿，两家国公结了亲，冯胜与太子也攀上了转弯亲。但常茂与岳父冯胜关系并不好，洪武二十年时，常茂从冯胜出征辽东，翁婿两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冯胜告女婿的黑状，诬他激变元军降众，常茂也不客气，立即予以回击，揭发老丈人的诸多不法之事。官司打到朱元璋那里，朱元璋的做法是左边三扁担，右边扁担三，命人收回冯胜的总兵印信，不许这位得胜的大将军还朝，令他到凤阳私第闲住，“自是（冯胜）不复将大兵矣”；对常茂，则将其安置到僻远的广西龙州，虽然没有充军，也算是发配了。4年后，常茂死在了贬谪之地。

　　常茂无子，由弟弟常昇袭爵，但仍不袭称原爵，称郑国公，而是改封为开国公。在洪武后期，作为皇太子的妻弟，常昇与其他勋臣一样，数次奉命出京练兵。他是怎么死的？因何而死？死于何时？《明实录》没有记载。按照他的爵位，常昇如果是正常死亡，国史里是应该有记载，并附之以小传一篇，作为官方的盖棺定论。实录不载，透露出常昇并非“善死”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