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开国史中种种朱元璋受憋挨屈的记载，却也表明朱元璋寄人篱下的真实境遇；事实上，朱元璋一直没有自己的部众，他开始拥有自己的班底，是从占领滁州开始的。
　　濠州经元军长期围困后，兵力损失较大，元兵撤退后，朱元璋请求回乡募兵，一下子得兵七百。郭子兴很高兴，当即任命他为镇抚，统领这700名子弟兵。但朱元璋避嫌，把人马交了出来，只留下徐达、吴良、费聚等24人，他们不久后随朱元璋南略定远、滁州，成为其嫡系的核心班底。建国后这些人多数被封为公侯，有的还与朱元璋结成亲家，此为后话。
　　当时的濠州的形势已很艰难。自彭、赵二帅来后，濠州城的乱局加深，元兵来时，众人还能同心协力，以抗强敌，当元兵退走，外部压力暂时消失后，各部暴横愈张，矛盾愈演愈烈。朱元璋把形势看得较为透彻：彭、赵二人已各自称王，这两位外客关系不睦，而孙德崖、郭子兴等5位土帅之间也有很大的仇隙，他们为彭、赵兵力所挟，暂时低头，然祸患暗生，一旦祸发，必及于己。朱元璋向郭子兴建议，唯有向外发展，才是自存之道。郭子兴也很为当前的局面苦恼，但感到实力有限，心有余而力不足。恰好这时在郭子兴家乡定远张家堡有一支民兵，号称驴牌寨，军孤粮少，强敌环伺，随时都可能被人吞并，很想找一个靠山。听到这个消息，朱元璋主动请缨，前往收编这支武装。而郭子兴欲进欲退，迟疑不决。

　　“机不可失！”朱元璋道，“今失机不图，将为他人所得。”
　　“此行需要多少人马？”郭子兴问。他最怕人分他的兵。
　　“人多则彼将生疑，十人足矣。”
　　朱元璋只与好朋友费聚（后封平凉侯），两人两骑，另带了步卒9人，一同前往。走到定远县界，朱元璋中暑了，但一行人并不停留，继续前行。走了6天，来到宝公河边。河对岸民兵营垒已经发现他们，早已弯弓引箭，戒备森严，做好接战准备。
　　步卒害怕了，掉头要跑，朱元璋安抚他们：“彼众我寡，他们若以马队来追，我们逃得了吗？尔等勿恐，但随我入营，见机行事。”于是直前抵其营。
　　民兵帅问其来意，朱元璋道：“郭公与足下是旧交，听说足下军中乏粮，而强敌环伺，特遣我来相报。足下能从郭公，则与我俱往，否则请移兵避敌。”民兵帅当即许诺，请朱元璋先回，待稍加整顿，即诣濠州郭帅军门。朱元璋解所配香囊与之为信物，约定3天后来投。朱元璋见事情进展太顺利，担心中变，留下费聚以察其变。
　　果然发生了意外，过了3天，驴牌寨的兵一个没见到，只有费聚独骑归来。原来费聚探知民兵帅有反悔之意，打算带人马另投别处，害怕为其所害，不敢停留，赶紧回报。朱元璋闻讯，立即率兵300余人复抵驴牌寨，假意不知其变，对民兵帅说：“足下为人所欺凌，尚未复仇，今从我北行，彼必不肯释憾。我特以兵来助，我们可以合兵击之。”
　　民兵帅口头表示感激，但见朱元璋带兵来，不敢马虎，对他严密防范。朱元璋便知覆水难收，决定以计取之。民兵中有一头目，是朱元璋同乡相识，朱元璋与之秘密联络，在他的帮助下，将民兵帅诱捕。民兵帅没想到会在本营就擒，朱元璋虽令壮士50人拥之出营，这大概就是驱虎离巢之计吧。民兵帅被擒离营，而寨中之兵皆不知。待出营10余里，朱元璋才遣人传谕其营说：“尔帅已往观驻营之地，可移军来就。”营兵信以为真，立刻整队出发。朱元璋下令将空营焚毁，悉驱其众，遂得壮士3千人。

　　朱元璋稍加整顿，即率此兵东进，在横涧山夜袭依附元朝的一支民军队伍，降其男女7万人，得精壮之兵2万。随即以此实力南略滁阳。这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
　　朱元璋很顺利便拿下滁阳。这块新根据地来的非常及时，因为就在这当口，朱元璋预料的大乱果然发生了。彭早住、赵均用二人称王后，矛盾重重，终至决裂。两人在濠州城里火拼，彭早住被害，从此赵均用专兵柄。而郭子兴势孤，更难在濠州立足，遂率所部万余人来到滁州。

　　郭子兴入城后，检阅滁州之兵，见朱元璋数月间连捷，拥兵达3万余人，真是且喜且忧。他开始设法削弱朱元璋的军权，将朱元璋身边任事的将兵官逐一调开，分置各营，甚至连刚刚投靠朱元璋，在军中“掌书记”（管理军中文书）的一介文吏李善长，也要拨到自己麾下。这大违李善长本意，拖着不肯去，郭子兴只好作罢。其实郭子兴看重的是兵权，对李善长这样的帷幄经画之才，并不真的看重，这便是郭子兴不如朱元璋之处，所以郭子兴起兵数年，始终郁郁于人下，为人所制，名号不显。

　　日期：2013-07-07 14:49:55
　　朱元璋在立下大功后，并未获得重赏，只得到“总管”的虚衔，且猜嫌愈深——“自是四方征讨总兵之权，皆不得与”。《太祖实录》写道：“上（朱元璋）虽见疏远而事子兴愈恭，未尝有怨言。”恐怕不是没有怨言，而是有怨而不敢言。
　　在占据滁州后一年里的时间里，因为张士诚在高邮建“大周”国，当了出头的椽子，成为元朝重点打击对象。元朝以丞相脱脱为主帅，率领大军，号称百万，围剿张士诚，一时淮之左右皆震。本来郭子兴也打算在滁州扯旗称王的，朱元璋力劝，言明其利害，说称王等于头上涂蜜，引蜜蜂来蜇，滁州是一座山城，舟楫不通，商贾不集，又无形胜可据，若元军来攻，是很难坚守的。郭子兴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放弃了这个念头，后来当元军来攻时，又主动与元军讲和。由于元军的主攻方向是高邮的张士诚，滁州才得以苟完。

　　元军进攻高邮，几乎毕中原之力，但主帅脱脱受了谗言，被元顺帝就军中夺职，大军崩溃。江北的形势从此陷入糜烂。至正十五年（1355）正月，郭子兴用朱元璋之计，命张天佑、赵继祖、耿再成、汤和等率军夺取长江北岸的和阳城。先是消息有误，传郭军攻城失败，郭子兴命朱元璋率镇抚徐达、参谋李善长等率军增援，到了才知道和阳已落囊中。
　　郭子兴得确报后，大为高兴，遂命朱元璋总守和阳。
　　这段史实，实录所记甚是含糊。它前面先讲郭氏父子对功勋卓著的朱元璋怀有疑嫉的心理，夺其兵，不令其预事。却于攻取和阳之前，不惜笔墨描写郭子兴召朱元璋议事，朱元璋以病辞，郭子兴“召至再三”，才“力疾”前往。这就有所矛盾了。郭氏不是让朱元璋一边凉快着吗？如何必召其议事？虽然朱元璋没有亲自攻略和阳，领兵者实是张天祐等人，实录却说是朱元璋授计，张天祐等人仿佛傀儡一样，依计行事而已，且屡屡失误，差一点误了大事；郭子兴则是甚无定志，稍有风吹草动，就惶惶不安，诿过于人。然而，和阳城下后，郭子兴就命朱元璋总和阳之兵，居众将之上，这又何解？

　　夺取和阳，朱元璋寸功未立，却捡了个大便宜。身任总兵，当位诸将之上，然而诸将多是郭子兴的旧部曲，要么资历与己比肩，要么比他年长，一旦遽居其上，恐众心不悦。他要是倚郭子兴之令，在厅事上高坐，发号施令，而被诸将驳了面子，就太不好看了！他想来想去，忽然灵机一动，心生一计。让人悄悄地把帅府大厅上分主次高下的公座都撤了，改设一木榻于厅的正中，“俟天明聚会时以观众情”。五鼓时，诸将皆先入，朱元璋故意后至，他进来一瞧，诸将悉已就坐，只把“左末一席”留给他。那时坐席尚右（即以右为上，尊者坐于右），看来，诸将并没有把朱元璋“总和阳兵”的任命当回事，竟然把最末一个席位留给总兵大人。朱元璋一看，悻悻不乐，也没有办法，只好忝居末座。官史写的是：“即就坐，不为异”——其实是故作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