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孙大人当时的军旅资历还尚浅，而袁崇焕要出关去设防的计划听起来又很提气且极富煽动力，因此在受了些蛊惑之后，孙阁老便甘心地为袁大人的上丨访丨强出头了，所以才有了那番载入史册的掐架，只可惜在掐架之后孙老师方才明白，原来人家王大人是拿“八里铺重城”当督战队来用。

　　不过，王经略修筑“八里铺重城”的真正原因还并不仅仅是代替督战队，其初衷乃是基于另外一个纯技术性的问题，那就是山海关城墙本身修得很有问题，存在硬伤，而这个硬伤几乎是人人都应该能看得出来的（貌似孙老师、袁大人除外）。
　　某日，王经略抱着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壮怀一登天下第一雄关——山海关，可登高这么一望就傻眼了，一个劲儿地直犯嘀咕，心想这是谁的创意啊，有这样修城墙的吗？
　　古代城墙作为军事堡垒一般对城外都有居高临下的地理优势，可是山海关却反其道而行之，许多段城墙都修建于高岭之下！
　　随便派个兵站在这些城外的高岭之上，就可以将城内情形一览无余，手里若是多一把弓箭，一抬手就能射在城墙上，如果要是再架一门火炮，那城里的守军可就得找地洞钻了。
　　所以，王在晋怎么看这城墙都像是给敌人设计的，他老人家给予的评价是“奴有战地，而我无守地”。这样的情形无疑是兵家大忌，于是王大人特为此上疏陈情。
　　他说山海关周边的高岭就好比是锅沿，而山海关关城就像个锅底……这样的地形地貌，别说用兵打仗，就是待着不动也有坐困的感觉。

　　而此时王大人手里本来就只有熊廷弼、王化贞留下的几万溃兵了，若再被下到如锅底一般的城池里，那情形就更凄惨了，确有几分被扔到井里再等着人来落石头的意思。
　　介于山海关此时已经是退无可退的“冲边绝塞”了因此必须保证万无一失，所以这样的硬伤必须得到妥善地解决，故而王在晋立即组织了现场工作组进行会商。
　　在会上开始有人提出能不能在这些高岭上修敌楼，王在晋想了想，给否了，因为这些孤立在城墙外的敌楼很难自保，一旦被敌军占据了，那可就真成敌人的楼了，后果不堪设想。
　　之后，大家想来想去，最终确认别无他法，只有再修一道城墙，将这些高岭收于城墙以内才能保险，这才是“八里铺重城”的真正由来。
　　这个方案一出炉立刻获得了兵部尚书张鹤鸣、蓟辽总督王象乾的支持。这两位和王经略联袂出手，那可就非同小可了！
　　当时，“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长，“蓟辽总督”相当于北京军区司令（大军区，非卫戍区），“辽东经略”相当于东北军区司令，而山海关正处于“北京军区”和“东北军区”的辖区交汇处。在这样一个地方，最怕的就是各个山头意见不统一，但此时此刻却是另外一番情形，因为各方意见一致，都表示赞同。

　　在明朝各地的总督、经略等封疆大吏名义上是由兵部尚书来总领，之后再由兵部尚书向内阁、皇帝负责，由于“八里铺重城”这个计划同时获得了兵部尚书、蓟辽总督、辽东经略三人小组的一致同意，所以方案很快被付诸了实施。
　　日期：2012-04-18　20:50:24
　　连载5：谎言背后有玄机（二）
　　首先是作出了预算规划，不过王在晋嫌这个预算规划太贵了，所以从四五百万两瘦身到九十三万两，并且还包括了衙舍、铳台、营房等等的修建费用，总体来说费效比还是不错的，虽然花费近百万，但却让山海关成为了堪称金汤固若、万世不拔的雄关天险。
　　按说这方案领导层已经批准，专家组业已通过，工程预算也经审计完成了，朝廷立即批复，连经费都拨了一批下来，施工队都陆续进场开工了，事情可谓是板上钉了钉，不应该再有什么变数了，可到最后还是发生了意外，因为袁崇焕来事儿了。
　　袁崇焕在《明史》里是个“忠肝义胆”的“光辉形象”，但其实他却很会玩阴的，他跳出来反对不说还把黑状告到内阁首辅叶向高那里，所以这才有了孙大学士手里的那份上丨访丨材料。
　　袁大人告状的材料里说，王在晋不顾众人反对独断专行（其实是三巨头一致同意），耗资百万去修“八里铺重城”，结果是“群议哄然”（意思是反对的意见很多）。可实际情况是“群议”自然没有错的，但“哄然”却并不一定就代表反对，只能说明当时讨论得非常热烈，具体形式也多种多样，比如声援的、出主意的、赞赏的、嘉许的各有不同。

　　先有户科周希令提出与王在晋类似的计划，周大人的计划是由中前所入海口筑一边城到黄土岭，城墙约有17里，算是出主意的。不过，此城造价颇高，估计是用钢筋混凝土打造的，17里城墙居然要耗费四五百万两银子（王在晋的37里城墙才用了93万两）。
　　此后兵科沈应时又复议他们二人的方案，说两个都不错，算是声援的。
　　接下来兵科赖良佐又提出，可以先修王在晋所提议的八里铺重城，等完成之后再修周希令的。（果然是兵科的，军事上倒是有双保险，可惜缺乏经济头脑）
　　天启对王在晋的方案批注是“着该部议行”。不久之后，朝廷第一批拨款也下来了，共计纹银20万两。
　　说到这里，八里铺重城计划出炉的来龙去脉就很清晰了，到底该不该修，是否遭众意哄然，决策层有没有同意，天启是不是批准了，都很清楚明白。

　　清代修《明史》的文人们对这些史料不可能不知道，但是他们写出来的《明史》里却对这些内容只字不提，这本身就很有问题。
　　那清修明史在叙述这段历史时，为何不说实话，而非要采信有杜撰成分的史料呢？其实，《明史》里这样写，也算是用心良苦了，他们这么写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如果照实写，孙老师哑口无言了，那王在晋就显然没错，而王大人没错的话，则必然意味着袁崇焕错了，倘若袁崇焕一旦错了，那《明史 袁崇焕传》就写不下去了……所以为了让袁崇焕“正确”，那就必须使得王在晋“哑口无言”，因此修史的文人们心一横，就干脆作伪作到底了，于是他们编修的“史文”呈现出了以下特点：

　　1）对于八里铺重城修筑的真实原因三缄其口、只字不提。
　　2）选用茅、周二人的书稿作为蓝本而不参看老孙的奏章。
　　3）掐掉王在晋的反驳，让孙承宗很无知的质疑成为经典。
　　那为什么袁崇焕就一定不能错呢？呵呵，这就是清修《明史》中另一个重大玄机了。其实，孙、王这场八里铺重城之争，表面上是一城一地的防御问题，但实质上却是关乎战略层面的重大抉择！
　　选择宁远去据守不仅仅是一种防御纵深的延伸，而是一个战略思想的根本转变。清修《明史》在这里力图让大家认为孙、袁二人提出的“宁远方略”是正确的，所以才不惜采信有杜撰成分的小说，可见编修者确实下了一番功夫。经过文人们一番“编修”，许多后世研究者都相信了孙、袁二人的主张是正确的，而王在晋则被认为是无能之辈。不过，事实却并非如此，因为明朝沿用了孙大学士的方略之后，便灾难深重而一发不可收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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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长编》卷十三 “原任大学士孙承宗疏辩……适缺辽东经略，推侍郎王在晋以往。及在晋抵任，属道袁崇焕及两赞司移书故辅叶向高，言在晋去关八里以一百万之费，筑二十里重城，群议哄然，欲臣抵关一阅。”】
　　日期：2012-04-18　20:51:41
　　连载6：开辟第二战场搞反击
　　明末，天启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