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风言风语，像冬天的寒风，无孔不入，吹得我心口冰凉。我咬着牙，装作听不见。可怜？我不需要可怜！我要活着，带着我的儿子，好好地活下去！
　　缝补的活儿，冬天不太好接了。天冷，人们衣服破得慢，而且都猫在家里，出门少。偶尔有人拿来件厚棉袄让我补，工钱也给得抠搜，有时就是几根红薯或者一把豆子。我照样接下来，仔仔细细地补好。蚊子腿也是肉，多一点东西，我和张力就能多吃一口。
　　我把攒下的那点私房钱，看得比命还重。藏在木箱子最底层，用破布包了一层又一层，和那把冰冷的杀猪刀放在一起。那是我们娘俩最后的指望，绝不能动。

　　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最难熬的是晚上。屋里黑灯瞎火，为了省灯油，我天黑就睡。可哪里睡得着？冻得手脚麻木，肚子也饿得咕咕叫。张力还小，饿得快，半夜常常饿醒，哼哼唧唧地哭。没有奶水（早就因为营养不良回了），我只能把他搂在怀里，轻轻摇晃，哼着连自己都听不清的调子，盼着他能熬到天亮。
　　有时候，听着隔壁正屋隐约传来的碗筷碰撞声，或者张左腾偶尔回家的脚步声，我心里就像被毒蛇咬了一口。他们在那头，或许吃得不好，但至少有口热汤，有片瓦遮头。而我们娘俩，却在这破屋里挨冻受饿。恨意，像野草一样，在冰冷的土壤里疯长。
　　张左明一直没消息，死在外面最好！这个念头，我越来越强烈。他要是回来，只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麻烦和屈辱。
　　只有看着张力一天天长大，会摇摇晃晃地走路了，会含糊地叫“娘”了，我心里才有一丝丝暖意。他是我活下去的全部意义。我常常抱着他，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在心里发誓：儿啊，娘就是拼了这条命，也要把你养大，让你离开这个鬼地方，过上好日子！
　　快过年了，村里渐渐有了点年味。偶尔能听到零星的鞭炮声，闻到谁家飘出的炖肉香。偏屋里，依旧冷清得像座孤坟。婆婆连颗白菜帮子都没多给。
　　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雪下得很大，鹅毛般的雪片铺天盖地。我捡的湿柴怎么都点不着，屋里冷得像冰窟。张力冻得直哭，小鼻子通红。我把他所有的衣服都裹在他身上，自己冻得瑟瑟发抖。
　　就在这时，院门响了。我以为是婆婆来送那点可怜的棒子面，心里一阵厌恶。
　　没想到，来的竟然是王小丽。她撑着一把破伞，手里提着个小篮子，篮子上盖着块布，冒着丝丝热气。她走到偏屋门口，跺了跺脚上的雪，没进来，站在门口说：“香香，今天小年，家里蒸了点馍，给孩子拿两个尝尝。”
　　我愣住了，一时没反应过来。王小丽会给我们送吃的？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她掀开篮子上的布，里面是四个白面馍馍，还热乎着。她拿出两个，递给我：“快拿着，趁热吃。天冷，孩子受不了。”
　　我看着那白生生的馍馍，喉咙发紧，手有点抖。张力闻到香味，在我怀里挣扎着，咿咿呀呀地伸手。
　　王小丽把馍馍塞到我手里，叹了口气：“唉，这日子过的……大人遭罪，孩子也跟着受罪。拿着吧，别饿着孩子。”她顿了顿，压低声音，“婆婆那边……你也别太往心里去，她就是那么个人。熬着吧，等孩子大了就好了。”
　　说完，她没多停留，转身踩着雪走了。

　　我拿着那两个还温热的馍馍，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雪幕里，心里五味杂陈。她这是可怜我们？还是又在演戏给谁看？可不管怎样，这两个馍馍，确实是雪中送炭。我掰了一小块，吹凉了，喂给张力。小家伙饿坏了，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吃得直打嗝。
　　看着儿子满足的样子，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滴在冰冷的馍馍上。我赶紧擦掉，不能哭，哭了就输了。
　　那天晚上，靠着那两个馍馍和一点点烧起来的湿柴烟气，我们娘俩总算熬过了一个稍微有点暖意的夜晚。
　　但王小丽的这点“善意”，并没有改变什么。年关逼近，讨债的阴影虽然暂时没来，但贫穷和寒冷依旧像两把钝刀子，日夜切割着我们的生活。

　　我变得更加沉默，也更加坚韧。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背着孩子去捡柴，哪怕只能捡到几根湿树枝。缝补的活儿，给一点东西就接，绝不挑剔。我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如何活下去，如何让儿子少受一点罪上。
　　村里人的冷漠，婆婆的刻薄，环境的恶劣，像冰冷的磨刀石，把我心里最后一点软弱和幻想都磨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冰冷的、坚硬的求生意志。
　　我知道，这个世界，没有人能靠得住，除了我自己。我要像石头缝里的草，就算被踩踏，被冰冻，也要顽强地钻出来，活下去。
　　寒冬还很长，但春天，总会来的吧？我抱着渐渐睡熟的儿子，看着窗外依旧纷飞的大雪，心里那片冰冷的荒原上，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悄然孕育。不是希望，而是一种更为冷硬的东西——复仇的种子，正在这极致的苦难中，深深扎根。
　　开春了，地气还没完全回暖，冻土刚化开一层皮，踩上去又黏又滑。婆婆王桂花所谓的“分家”，除了那间破偏屋和每月吊命的棒子面，还真“大方”地分给了我们娘俩一块地。就在村西头河滩边上，那块地，谁都知道，是张家最赖、最不长庄稼的盐碱地，平时种点啥都半死不活的，收成还不够塞牙缝的。

　　婆婆把地契（其实就是一张皱巴巴的纸）扔给我的时候，鼻子都快翘到天上去了：“喏，地给你了！有手有脚的，自己种去！是饿死还是撑死，看你们自己的本事！别到时候收不上粮食，又舔着脸回来要！”
　　我看着那张轻飘飘的纸，心里沉甸甸的。这块地，指望它吃饱饭？简直是笑话！可这是唯一明面上属于我们娘俩的“产业”，是活下去的一线渺茫希望，再赖也得接着。
　　公公张老栓蹲在一边，闷头抽烟，连屁都不敢放一个。我知道他怕婆婆，怕得要命，在这个家里，他就是个摆设。他偶尔偷偷看我一眼，眼神里有点愧疚，但更多的是无奈和麻木。指望他替我们说句话？比登天还难。
　　工具呢？婆婆更“大方”了，扔过来一把豁了口的锄头，一个漏底的破筐。“就这些了，爱要不要！”
　　就这样，我和不到两岁的张力，算是正式“独立门户”了。一个破屋，一块赖地，两件破农具，还有每月那点牙碜的棒子面。
　　日子，一下子变成了一个飞速旋转的陀螺，而我，就是那个被无形鞭子抽着的陀螺。
　　天不亮，村里公鸡刚打鸣，我就得爬起来。先摸摸身边的孩子，还好，没冻着。轻手轻脚地穿上那身补丁摞补丁的旧衣服，灶膛里塞把湿柴，好不容易点着火，熬上一锅能照见人影的稀粥。等粥凉的功夫，赶紧把屋里收拾一下，把张力夜里尿湿的裤子拿到外面晾着。
　　粥好了，盛一碗，吹凉了，把睡得迷迷糊糊的儿子抱起来，一口一口地喂他。小家伙还没完全醒，眯着眼，小嘴吧嗒吧嗒地吃着。看着他乖巧的样子，我心里又酸又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