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赋的征收标准是一个问题，它没有具体的数字或比例。这里还可以有另一个理解，税与赋是合计的，即社会中任一经济人所交纳的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都将包含着两部分，一部分是赋，一部分是税。但我个人觉得这很可能是自己一相情愿的想法，不符合事情的真实情况。原因在于，既然谈到有税有赋，并且将两者做细的区分，就应该是各得其所而不能混为一谈。况且这“什一”的先决是“税”而不是“税赋”合称，所以“赋”很可能另有出处，也就是说应该有单独征收的方式。

　　另一个是比较具体的实务操作问题，即如何界定所征收的税款额就是个人收入的十分之一。从人性本能来讲，都习惯于趋利避害。当正直与诚实不再是唯一的最经济选择，那么用什么来保证，所有个体都不会隐藏自己的收入所得而按规定纳税？这绝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没有足够的力量为规则护航的前提下，任何规则都不会被遵守，或者说不称其为规则。这是基于社会人文常识所决定的客观规律。

　　限于资料内容的有限，仅有寥寥数言，凭这些文字，上述的两个问题很难地找到准确的问题解决办法。因此只能暂且把这两个问题保留，作为有待解决的悬疑。
　　继续读《食货志》，读到汉高祖的部分，看到这样一句话才豁然开朗：“轻田租，十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换成白话文的意思就是，农业税率为收入的十五分之一，除此外，要按照公务员的薪水待遇以及行政支出的总和做预算，按照这个的具体需求来向社会民众收取“赋”。
　　原来税和赋是分开收的，那么一切误读和曲解将就此消失，于是我恍然大悟。
　　《汉书》中这段内容很明白地说清楚了这个问题，之所以税与赋做出明确地区分，实际上是为了分别征收，也就是征两份税。简单点说是两税制。从本质上讲，税与赋没有任何区别，两者都是从社会的经济成员处强制征收的货币或实物。用最通俗的话讲，无论是税还是赋，最终的结果都是政府从老百姓兜里掏钱，换汤不换药而已。

日期：2009-09-25　11:41:13

　　几乎所有认定汉代税轻的依据，都是书面上的文字记载，比如高祖时期的“十五税一”，甚至是文帝时期的“三十税一”，然而这并不能说明汉代普通社会经济单位向政府交纳的税款或等价的实物就只是自身经济收入的十五分之一，或者三十分之一。原因在于过去很少有人考虑过“赋”的存在，以及它占社会民众收入的比重。
　　就史籍中明文记载的内容看，“赋”的存在并非无迹可寻，只是它从来没有过固定的标准，只说量出为入，按需所取。这是个很迷惑人的说法，很容易让人误解为是个微不足道的数字。然而从实务角度来看，这个数字可大可小，一切均取决于政府的态度和财政收支的实际状况。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依据汉帝国政府征赋的原则，政府的公务员数量以及他们的薪酬标准就会影响到赋的征收数量。而政府的行政开销也将从赋中做支出，这也将决定赋的征收数量。我做一个不厚道的猜想，如果政府的首脑为了追求更高档次的物质享受，以公务名义拉高行政支出的额度，那么同样可以用课高赋的办法来达到目的。

　　这种猜想的结论是，低税高赋的现象尽管没在史书上明确提及，可依据经济原则来看，这未必就是空穴来风。绝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所谓低税，只是削减中央财政的收入，而不能制约地方财政为了一己私利而征收高赋，其结果是社会整体税赋比例仍然没有任何降低。也就是说，由于赋这种不确定税率的税种存在，汉代的实际税率实在是个很难准确估计的数字。

　　此外，还有一种额外的税罕被提及。这种税古代叫“捐”，今天叫“费”，是一种不定期不定量不定场合的特殊税，更是政府获取经济利益的有效工具之一。尤其是当政府把创收作为考核指标时，它的经济作用更为凸显，可称得上优质的无形资产。

日期：2009-11-30　18:52:23

　　此时反观《汉书》以及其它古籍中所谓的“税”，恐怕就会有种别样的理解了。依照现代经济学观点来评判，过去历史书籍中记载的“税”，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税”，涵盖一切政府从社会中征收的经济所得，而仅仅是一个税目。只依据一个可量化的税目就判断一个时代的总税赋比率较轻，显然是个荒唐的说法。关于此，有个合适的比喻：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想到这，我再次自嘲起来，到底有多少种税都没搞清楚，就人云亦云地认为汉帝国税轻，殊不知耳熟能详的那税率只代表了一种税。这纯属是懒于动脑的体现。为了这不打折扣地偷懒，我多少有些难为情。闲来无事，想到古来称皇帝万岁的说法，总忍不住恶毒地想，恐怕要称万税才够妥当——变个名头就能多出一种税来，而且还能振振有辞，这不是万税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