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曾说，人若落入一种无法摆脱的痛苦之中，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就会把这种痛苦看作是幸福，用这种方式来寻求解脱。
　　种种迹象表明，虽然古医学、社会学并没有对斯德哥尔摩症做出概念性的描述，但是古中国的政论家、社会学家对于这一规律却不是一无所知。法家理论中的“重刑薄赏”，一些权术论述中所谈及的“恩威并施”，都是对人这种心理疾病进行合理的运用。

　　从经济角度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会发现这是个比较成本的问题，即对抗施害者的生存成本无限高，而顺从施害者的生存成本偏低，甚至能得到些额外的收获。作为生物体本能的求生意识就令人做出最经济的选择：顺从施害者并选择站到施害者的立场中去。在受害者脱离施害者后，一定时间内，心理行为的惯性仍然延续着曾经的经济意识，于是就产生了种种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这种扭曲的经济意识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逐渐淡化。当然，因个体差异，也有极个别的特例，在脱离了受害环境后表现了剧烈的不适感使其走上极端，如王国维的自杀。

　　抛除人道因素考虑，利用斯德哥尔摩症对于维护政权统治是非常行之有效的，而造就这种病症必然要施加暴力。法律与刑罚，这暴力的具体表现形式。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暴政并不是维护统治的天敌，反而是有效的工具。联系到秦帝国以法家思想为内核的立国之本，若仅从暴政不暴政的角度讨论政权稳固与否的问题，合理的解释应该是相反的，因暴力施加不足而导致社会对威胁感体会得不够强烈，于是才有了颠覆政权的愿望。

　　换句话说，秦帝国的衰亡与暴政无关。因为这种说法的逻辑基石根本就不存在，那么构筑在其之上的一切说法，必然都是虚幻的空中楼阁，站不住脚。换言之，只要立足于科学视角，以暴政做为切入点来探询秦帝国衰亡原因，就是一条走不同的死路。
　　因此，若要探询秦的衰亡真相，只能另辟奚径，重新从故纸堆里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

日期：2009-03-06　18:21:27

　　七、帝国的涅盘（上）
　　秦朝末年，天下大乱，各地烽烟四起，到处有人“起义”，所有史书对这段历史的记载不外如是。我们姑且暂且先不去预设起义的原因，转而先去考虑到底是些什么人参与了武装反政府组织，又是谁在试图颠覆秦政权：
　　陈胜、吴广，出身佃农，是社会的最底层，但是不甘心在被食利阶层终老，一直在试图寻找着跻身更高一阶层的机会。倘若早出生个三、四十年，尚可赶上秦征战六国。及早到秦国参军，尚可凭借健康的体格搏一搏军功，以期获得爵位和封赏，使自己所处阶层有所提高。而秦一统天下之后，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已经固化，这个群体的人几乎永远不会再有阶层跃迁的机会了，这是他们痛苦的根本。

　　从他们揭竿起义前的酝酿中可知，他们造反的政治旗号非常可笑，是假借了公子扶苏和项燕名义。殊不知，这风马牛不相及的两者，政治立场完全不同。强行将这两个人的名头捏合到一起做政治旗号，着实太过不伦不类。对此，除去无知者无畏外，实在找不到其他合适的形容。这里不排除一种可能，陈吴二人只听过这两个政治人物的名字，而对其他为政者几乎一无所知。

　　好在公子扶苏和项燕已死，死人不能复生，不能出来和他们对质，这使得他们更加有恃无恐。
　　在历史记载中，不曾看到陈、吴二人有何政治目标或政治理想，从他们造反的出发点不难看出，他们对推翻大秦帝国的统治并没有什么坚定的信念和意志，至多只想在其中捞一笔利益供个人享受而已。倘若条件合适，利益足够，哪怕做山贼土匪，他们也会欣然前往，趋之若骛。至于他们筹备谋反的举措如鱼腹丹书、篝火狐鸣等，则均属鸡鸣狗盗，上不得台面的小伎俩。

　　说到底，自比天鹅、大雁的陈胜，无非是个惟恐天下不乱的文盲加流氓而已，其日后称王时对待昔日故交的态度，也充分的说明了这个问题。那时的他，早已将年轻时的誓言忘在了脑后：苟富贵，无相忘。
　　然而正是这文盲加流氓，却撕开了秦帝国华丽却藏满虱蚤的长袍，撰写了王朝更替的历史扉页。
　　客观地说，大泽乡的叛军与当时天降大雨有着莫大的关系，但是对于陈胜、吴广二人来说，天降大雨赶不上工期只是个借口，更是个条件。即便没有这场雨，他们也会选择适当的时机，创造必要的条件来滋生出其他的事端。只是他们恰逢秦帝国最高政权更替，政局不稳的情况下起兵，才有机会被载入史册。若是政局稳定，一群乌合之众的武装力量，短时间内就会被政府武装直接镇压下去，几乎不可能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

　　在秦末这段动荡时期里出现的反政府武装组织者，有相当一部分类似于陈胜、吴广这样的平民或小吏，他们都属于被食利阶层，典型的如武臣、韩广、刘邦等人。他们均是无法从政治体制内获得养分的人，更没有谋求阶层跃迁的途径。他们社会地位低下，而又不满于现状，在特定的时期里，他们就会成为扰乱社会秩序的生力军。
　　这里我们似乎触及了些历史的实质：比起条件艰苦环境残酷，人们似乎更惧怕没有希望。秦帝国的统一中华，使得神州大地上再无大规模战事发生，军国制度的骤然停摆，断绝了无数人试图以军功封侯拜爵的梦想。
　　通过军功晋升的这条快捷通道被堵死，而又无其它晋升通道，这使得被食利阶层试图在体制内寻求社会阶层跃迁的机会大约为零。被忽视的晋升需求在体制内得不到满足，被食利阶层就会寻找体制外解决的办法，自己创造出社会阶层跃迁和利益再分配的机会。毫无疑问，用武力解决此类问题往往直接有效，因此，在适宜的条件下，被食利阶层所参与的武装暴动就会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

　　这个问题有史为证，《史记》中曾记载，在陈胜刚刚自立为王时，一些过去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如陵县人秦嘉、铚县人董緤、符离人朱鸡石、取虑人郑布、徐县人丁疾等都各自单独起兵造反，这足以证明陈、吴造反事件绝非偶然，只是在选择合适的时机而已。至于其他人，除了等待时机外，还持有观望态度，在等首开先河者的出现。一是作为自己效仿的榜样，二是控制风险。通俗点讲，就是先看看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到底什么下场，倘若没便宜可占，就暂缓或放弃造反行动。


日期：2009-03-07　21:33:15

　　得到俺们政委的赞扬不易，俺再来一段。。
　　七、帝国的涅盘（中）
　　然而被食利阶层并不是造反起义的全部，相当一部分起义者的主体是原关东六国的旧贵族。他们的政治野心可不是陈胜、吴广这些不入流的小流氓可比的。有代表性的如项梁项羽叔侄俩，如称过齐王的田儋（音同“丹”），称过赵王的赵歇等人，他们才是真正动摇帝国根基的中坚力量。甚至许多平民草根出身被拥戴为王的人身后，都有这些旧贵族的支持，如韩广等人。

　　旧贵族的意图非常明显，那就是推翻秦的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让官府为自己服务，成为保障自己权益的工具。从战争的进程和结果上看，旧贵族的见识，政治视野的宽度，政治素养的高度，军事行动的理解程度及对可利用资源的整合能力，这些都让平民草根出身的谋反者难以望其项背。
　　与政府军对抗过程中，旧贵族组织起的军队与平民组织起的军队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气质和战斗力，这点从历史进程上就可以一览无余：只有少部分贵族率领的军队外，其余造反军队在政府军面前几乎不堪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