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者在任期之内看不到成效一点，就足够让其望而却步了，尤其是他的任期的终点和生命的终点是一致的。孝公的理由非常务实：让我一辈子郁闷等着成帝王，这买卖不中，我要干一番事业，得在我自己有生之年看到成果。
　　商鞅有没有帝王之道，这帝王之道是否有效，我们已经永远没有机会去验证了，反倒是这强国之术最终使孝公五代之后的子孙完成了一统天下的帝王大业，至于那些或是采用或是没采用帝王之道的君主，他们的家国业已先秦一步消弭在历史的尘埃中间。这难免令我们唏嘘不已。
　　一种理论的正确与否，需要的是实践的检验。而这种检验，往往是要冒些风险的。比起经济上的试错风险，政治上的试错风险更可怕，因为这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动荡，甚至出现灾难性的后果。后世王莽的“王田”政策，王安石的“青苗法”，都是经不起实践的检验而终成大祸。
　　自然科学的理论尚可假定，随着技术能力提高而逐渐检验，去伪存真；至于社会科学的理论，则须立足现实，针对当前情况循序渐进发展。
　　许多伪科学往往听起来令人心驰神往，然而却有悖于常识。虽然能描述一幅非常美丽的远景画面，却无通往这远景的通路。如此看来，这帝王之道，很可能属于伪科学的范畴——除了传说外，我们并无确凿证据证明，它可以助哪一个国家长盛不衰。上古时期的神话，倘若是真实的，又何来后世的兴衰更替呢。

日期：2009-01-29　18:33:31

　　我们不妨做一个大胆的设想：商鞅的帝王之道是子虚乌有的，而他想兜售给秦王的，仅仅是他的农战思想。作为推销者，商鞅的策略是很有效的。他提供了两个可选择的商品。把自己拿不出的产品好处说得天花乱坠，但是却非常不靠谱；能提供的产品却说得朴实无华，而且现实可行。
　　这种可选择的推销方式，无疑很容易将潜在客户——秦孝公的思维限制在两个产品之中。倘若只是一味地吹嘘强国之术多么多么优秀，恐怕这生意就吹了。孝公的第二个选择很可能是拒绝商鞅的商品。面对寡头的时候，难免让人滋生戒备的心理
　　在没有其他竞争对手的时候，人为地制造出一个虚拟竞争对手，会让你的客户有着莫大的安全感，使他感觉自己是寡头而面对多头。然而这只是个心理作用，也算是个思维陷阱，其实在真实的世界里，客户面对的依然是寡头，只是他不容易觉察而已。
　　当然，客户可能跳出这个思维陷阱，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产品同客户的需求差距过大。秦孝公选择了商鞅的强国之术，证明商鞅兜售的产品在他那里有市场，和他的利益诉求有契合点，符合他的需求。
　　说到这，又出现了个问题，假使孝公对帝王之道感兴趣，作为商鞅该如何处理呢？有两种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是偷换概念，用玩文字游戏的手法，将农战政策换汤不换药地呈给孝公，通俗的说法是两头堵；二是将帝王之道尽量往离谱了介绍，如果孝公务虚不务实，大可以借此登上庙堂过几年好日子，若是他追究效果，可以用未到约定时限为由搪塞，如果再进一步，孝公等得不耐烦了，要些可见成效的内容，就可以重新拿出强国之术来。

　　如此之行，实属诡道，不登大雅之堂，但大多行之有效。
　　幸运的是，孝公是个务实的人，用不着商鞅煞费苦心地采用诡道手段，就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农战思想。而商鞅，也顺利地达成了自己货与帝王家的夙愿。
　　商鞅的推销术，以经济视野来看，实在有些太过微观了，至多是营销学范畴中一个小小的分支。然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需要用显微镜观看的片段，往往能起到扭转历史车轮走向的作用。
　　第二节、政治推销员（完）
　　请关注第三节、战争经济学：）

日期：2009-01-29　22:34:02

　　第三节、战争经济学
　　前面我们谈了商鞅变法中的几个技术问题，对变法的内涵有了大概的认识，又了解过商鞅如何把军国主义政策“卖”给秦孝公，不过这些还不够透彻，也谈不到规律性的总结，于是这又催生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军国主义政策能使国家“强大”到足以支撑旷日持久的战争，战争与经济又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我们已知，农战思想，侧重的是“战”，战即战争，那么什么是战争呢？
　　孙子说战争是“存亡之道”，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暴力行为”，两者的说法都完全吻合战争的特点，但没指明其本质。究其本质，实为政治的延续。
　　战争——作为人类社会成集群地大规模互相残杀，它一旦发生，就必然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或是为了利益，或是为了意识形态，更有可能两者皆有之。参战的双方，一定是在常规政治手段解决不了相关的利益纠葛问题，才会采取这种暴力流血的方式来解决。虽然这种方式解决问题快捷有效，但是它的负面作用也不可小视，那就是巨大的破坏性。

　　为了避免这种破坏性带来的危害，一些军事理论家就提出了“攻心为上”的理念，具体的策略如恐吓、讹诈等。
　　战争可能发生于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民族(部落)与民族(部落)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甚至是宗教与宗教之间——也只有这些大的人类集群间的利益冲突才具备导致战争的条件。
　　战争的根本原因，往往是战争的目的所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无论是政治之争，或是意识形态之争，核心的目的都脱离不开经济范畴。换言之，这两者的利益必定或直接或间接地囊括了经济利益。
　　秦孝公认同商鞅的农战理念，无异于认同了用武力的方式将经济价值从其他人手里掠夺过来的意图。对于孝公的想法，我们无意做道德上的批判，在这样的问题上，做道德批判的意义也很寥寥。我们要做的，至多是从中窥出一些未曾披露过的信息。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孝公最想通过战争得到的利益是什么。毋庸置疑，政治意义大，经济价值高的事物当是首选。
　　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政治意义最大的资源莫过于土地；而结合战国时期的生产环境及条件，我们又可知，当时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也惟有土地——土地是当时经济活动中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有了土地才有农业生产的空间，有了农业生产，就有了粮食，有了粮食，才能养活人，才能有供养统治阶层的经济富余。
　　因此说，无论金、银这些贵金属，还是珠宝玉器这些奢侈品，较之经济价值，无一能超过土地。可以说，土地是最佳的战争标的物。甚至说，土地那个时代是当之无愧的硬通货。
　　然而战争这个东西，远不是想想那么简单。能不能打，什么时候打，怎么打，打不打得赢，打完了怎么办，这一系列的内容就成了另一个问题。

日期：2009-01-30　14:00:00

　　战争，作为大型的社会集群活动，决不可能孤立存在，更不可能突然发生。在战争前的准备工作，是非常复杂且细致的。《孙子兵法》中所言“庙算”正是这种准备工作中的一环，是谓“多算胜少算”。
　　“庙算”到底指什么呢？单从字面上理解，庙指庙堂，代指朝廷、政府，算指算计，引申为统筹、策划工作。
　　严格些讲，庙算是指掌控政治资源的人对战争元素进行有计划地处理、配置，以准备进行战争，和对战争进程的控制。
　　战争的元素主要囊括：人、武器、食物、战场。无论古今中外，任何时间、地点所发生的战争，无一能脱离开这四个元素。
　　我们可以看到，扣除战场这个元素外，其他三个元素又都与经济有着密切的关联。
　　人，在战争过程中，充当着战斗力；而在生产过程中，又充当着劳动力。若我们以单以经济价值获得的视角去看待，那么战争俨然就成了一种另类的生产。而武器则成了“生产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