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国有土地强化管理，统一调控，平均分配，才是商鞅变法真正的土地政策。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甘龙、杜挚等贵族极力反对变法的根本原因。商鞅的政策，等于剥夺了贵族们占有国有土地的特权，直接破坏了他们的经济利益。至于说什么法古无错，只不过是贵族们为维护自己的利益披上道德的外衣而已。若商鞅变法是要把国有土地私有化，怕是这些贵族们要纷纷高举双手拥护了。

　　历史没有假设，于是孝公归天后，商鞅被车裂了。
　　由此，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在政治中，往往政客们嘴里说出的冠冕堂皇的台词，一定不是他们的真实意图，反而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借口。若是想挖掘出他们的潜台词，就需要考虑到他们的立场，然后从他们的立场出发，理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再根据他们的公开台词所倡导的方向，两相对比，才能品味出一二。

日期：2009-01-26　14:59:15

　　基于土地国有化制度强化的思路，商鞅变法中其它的部分就很好理解了。如授地后，设定阡陌封疆，不许私自更动；如每个农户所获得土地数量及向国家缴纳的赋税都相等；如改百步周（小）亩为二百四十步秦（大）亩；如努力耕种者可以免除徭役（劳役和兵役）等。这一系列措施，着实解决了秦国经济发展缓慢的问题，而且改善了因经济落后而导致综合国力落后的窘境。

　　单看这些，似乎商鞅成了劳苦大众利益的代言人，然而这并不是变法的全部，因此商鞅也不是民众利益的代言人。
　　商鞅的政策还有一部分是吸引外来人口落户秦国的，如从外国迁来的居民，会享受到国民的待遇，同样得到授田。商鞅也鼓励小家庭，政策里明确指出，一个家庭中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儿子，成年后，必须分财别居，自立门户，各自耕种生产，否则要加倍征税。
　　这一政策，核心的目的是增加秦国的人口，提高秦国的劳动生产力质量。增加人口是这政策目的的重中之重，因为人是战争的主体，是有生力量。没有足够的人口，也就无从谈起发动战争。

日期：2009-01-26　15:02:22

　　至于编撰严密的户籍制度，设置严格而残酷的连坐法，则更称不上为民谋利，而是为了用合法暴力来为改造社会结构护航。进行社会结构的改造，是项系统的工程，单是经济的改良并不能维系社会结构的稳定，总会因一些细节上的缺憾，导致改良部分或全部失效。依照一定规则的暴力，无疑是保护改良措施最为有效的办法，也是降低机会成本的办法。

　　当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改良措施的可执行性。倘若改良措施是不可执行的，那么即便有暴力维护，也是无法立足的。其根本，在改良措施主体上。换句话说，改良措施不可执行，而用暴力强制施行，那么会导致暴力的使用成本无穷大，而无任何收益获得。用句打比方的话解释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说到底，户籍制度和连坐法得以施行，是因为有足够的经济利益基础做交换，即服从就可以获得利益，反对不但无利益可言，反会遭到暴力的惩罚。倘若服从也无利益获得，是死路一条，那么这两个暴力制度最终是要破产的。

日期：2009-01-27　14:56:42

　　户籍制度的妙用除去对人的组织管理和地域控制外，还可以把人分类，区别对待。首先，就要把从事商业的人员打入另册，用课高税加限制物价的办法，逼迫他们放弃商业转为耕种。如果转为农业户，不去努力劳作，导致经济拮据的，就要转成奴隶籍，成为官府奴隶，强制劳动。这近似于当代的劳动改造。对于商业户口的人，不单严格限制数量，还要加大摊派徭役（无偿社会劳动）的力度。

　　在待遇差距如此明显的条件下，基础本就薄弱的商业轻而易举地就被扼杀了。
　　户籍制度中，很重要一点就是严格限制居民的迁徙，辅助的是禁止经营餐饮旅游服务业，这使得普通民众无法在旅途中落脚，变相地限制了民众的活动范围。
　　连坐法是我最不愿意谈及的问题之一。这是一个鼓励告密的措施，将无辜者也牵连进去，并进行惩罚的措施。这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击穿了道德底线，把人类的良知当成了可赎买的商品，为日后的道德滑坡创造了首开先河的必要条件。
　　当然，若从加强统治的角度来看，连坐法无疑降低了相当的机会成本，否则也不会大行其道。
　　说到禁止私斗，主要是针对城邑间的，说得更深些，是针对贵族的，因为他们才能为抢土地而指挥人私斗。土地国有制强化后，利益团体瓦解了，这种私斗现象自然会消失。辅之的思想政治工作是鼓励为国公斗。公斗有奖，私斗重罚，从制度上又铲除了可能滋生私斗的土壤。
　　至于《商君书•垦令》则彻底阉割了当时秦国民众的娱乐生活，使之精神消费处于空白阶段。而后灌输的思想也都是耕地杀敌得利等功利思想。

　　而严格控制粮食贸易，限制民间消费，这无疑是高积累低消费的经济运行模式。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战争做积极准备。由此我们可知，商鞅不打折扣的兑现了他的政治诺言。

日期：2009-01-28　13:53:42

　　商鞅的政治理念显然不是以民为重，他所推崇的政治理念，最终的利益获得者是统治者，而和民众无任何关系。即便是藏富于民，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但是从客观上，他满足了当时令耕者有其田的需求。
　　对比二十世纪30年代的德国、日本、意大利、苏联等，我们不难发现，两千多年前秦国所奉行的国策，竟和这些现代国家所奉行的国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历史上，我们把这种崇尚武力和军事扩张，将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作为立国之本，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使政治、经济、文教等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均服务于扩军备战和对外战争的思想和政治制度，统一称为军国主义，或称黩武主义。

　　在两千年前，尚不流行主义这一说法，倘若流行，恐怕也要有个商鞅主义。其实商鞅主义也好，军国主义也罢，其核心内容是相同的，至多是在政策细节上有些许差异，这并不能影响其本质上的一致。
　　其实我们的老祖宗们两千年前，在政治思想上就很成熟了，若说在今天我们还要效仿国外的政治思想，实在是舍本逐末。外国的和尚未必就比中国的和尚会念经啊。
　　第一节，战国末年的军国主义，完。
　　请继续关注第二节，政治推销员。

日期：2009-01-29　09:08:38

　　第二节、政治推销员
　　从《史记》中我们得知，秦孝公同商鞅有过深一步接触后，他们有过连续数天长谈的记录，且“语数日不厌”。一个统治者和一个政客的长谈，肯定不会是风花雪月、家长里短。历史中对此并无直接记录，因此我们无法模拟出当时秦王与商鞅长谈的场面。但我们可以从历史的侧面记录中得知，商鞅是在充当一个蛊惑者、怂恿者的角色。

　　但我更愿意把他定义成政治推销员。
　　商鞅名义上携带的理论是“帝王之道”和“强国之术”。据说帝王之道，得要到三代之后才能见着成果和收益，显然是个远景规划。如果把政治策略当成投资，把未来的政治结果当成收益，那么帝王之道在理论上会有非常高的政治收益，而成本则是非常漫长的等待周期，这周期长到孝公不仅要耗掉自己的一生，还要搭上自己的子孙合计三代人的励精图治，才能见到成效。这成本太过高昂，高昂得让秦孝公无法接受，于是他拒绝了这种投资方式，而选择了强国之术这种现得利的方式。

　　用费雪的时间偏好理论解释：孝公的选择符合正时间偏好率的特征，即认为当下的快乐要比未来的快乐有价值。
　　我们姑且放下商鞅的帝王之道是否有效不论，单是这漫长的时间风险，就是一切收益的大敌。这收益，包括并不仅限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