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的官僚主义，只能注重数量无法提高效率，不容易改变成为一种轻而驾巧带商业性的组织。而日本当初的各个藩内部，管理宽松，容易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当西方现代文明叩关时，一拍即合，迅速地吸收了现代文明,进入历史的快车道。

日期：2009-01-21　15:31:21

　　相公的著名的“三不足”革新宗旨也令人疑惑：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假如天灾是人为引起的，比如滥伐森林导致沙尘暴，要不要畏惧和注意？
　　祖宗的优良法度也不要遵守吗？北宋国事最终不可收拾，恰恰就是没很好地遵守祖宗之法。比如宦官不得干政，而赵佶把军事大权授予童大公公，这家伙在西北折腾够了，又提倡联金灭辽，招惹金国。
　　人们的良言也不要听吗？难道自己就百分之百的正确？
　　要变法，作为领袖人物必须有充分的魅力色彩，应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整合有利资源，齐心合力，才能勇往直前。
　　而手握军权的大清重臣荣禄，虚心地请教康有为如何变法，这愤青竟然回答道，杀几个一品大员就成了。荣禄当时翻脸而去。
　　再看王安石。
　　都说宰相肚子能撑船，而这个宰相的肚子连只绣花鞋也装不下。

日期：2009-01-21　16:20:34

　　王相公是个优秀的文学家，但不适合做宰相。
　　神宗与大臣唐介商议可否让王做宰相，介言安石不胜大任。神宗道：“文学不可任呢？经术不可任呢？吏事不可任呢？”
　　介对道：“安石好学泥古，议论每多迂阔，若令他为政，必多
　　变更。”也就是赵括、马谡式样的人物。
　　不死心的神宗又问侍读孙固，安石可否做宰相？

　　固对道：“安石文章好，品行佳，如令为台谏侍臣，必能称职，若宰相则不可，宰相全靠大度，安石狷狭少容，如何做得？”
　　他向皇帝推荐三个人选：司马光、吕公著、韩维
　　神宗不理那个茬子，情人眼里出西施，你们说我对象丑，我看着就是俊。你们说小王不是那块撩，摆明了是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我非用他不可，总理职务，非安石莫属。
　　王相公上任后，就锐意改革，容不得半句逆耳忠言，不仅和司马光、吕公著、富弼等朝廷重臣水火不相容，就连自己的新党阵营也搞的剑拔弩张。
　　他大肆提拔吕惠卿、曾布等一批小人，特别对吕，言听计从，这个心术不正的家伙成了王的首席智囊。

　　王把吕从制置三司条例司的一名普通公务员，大力抬举，培养成副总理（参知政事），让他做副宰相，协助宰相韩绛。王相公辞相，你们好好干吧。
　　曾布早就与王闹翻，和吕惠卿狠掐，因免行钱和 吕嘉问吵架，神宗一怒之下，将他二人赶出朝廷。
　　但吕惠卿肆意妄为，大力提拔亲戚做官，形成裙带网。又将上完《流民图》又上《正直君子协曲小人事业图》的郑侠同志罢官，放逐到地方看管。还揪出郑的后台冯京、王安国等。冯是参知政事，富弼女婿。王乃是安石的弟弟。吕奏本，引诱皇帝把他俩都罢官。
　　接着又捣鼓韩宰相，韩赶紧要求皇帝请王安石复相。
　　王复相后，吕翅膀硬了，开始倒王。这对改革的黄金搭档彻底翻脸决裂。
　　然后，王默许御史蔡承禧弹劾吕与章惇、李定等人结党营私。又授意自己提拔的御史中丞邓绾发射一枚重磅丨炸丨弹---揭发吕惠卿与兄弟吕升卿强借华亭富民五百万钱，与知县张若济合伙买良田。

　　结果是这些被弹劾者遭到罢官放逐。
　　这样，王麾下的变法五虎将：吕惠卿、韩洚、曾布、吕嘉问、章惇，只剩下被王重新起用的吕嘉问。
　　没了得力助手，王相公孤军奋战，筋疲力尽。再遭丧子（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之痛，变法出现外呢体，皇帝也不愿意为他全力顶雷，最后于金秋十月，踩一路黄叶，孤独离去，回江宁终老余生。

日期：2009-01-22　13:45:18

　　王安石和康有为很相似,挟君宠目空一切.把所有人都得罪光，就像那试图做女皇的戏子。
　　而相对成功的改革家张居正则不然。
　　首先是原则上，尊重祖宗旧法，在此基础上，适度调整，不授人攻击之口实。
　　居正任首辅后,在明神宗召见时表示:“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
　　然后又在谢恩疏中说:自己要“为祖宗谨守成宪,不敢以臆见纷更”。

　　这样,张居正在改革中始终打着“恪守祖制”的旗帜,从而抑制了守旧派之口,减少了改革的阻力。
　　而王相公则以“祖宗不足法”为理由，试图踢开祖宗闹革命，把一大批官员都得罪了。其实，司马光等老臣早就希望进行裁军等改革，为什么不借风行船？
　　其次，在策略上，欲搞经济改革，必先整顿官吏队伍。
　　你王相公再能耐，也管不过来全国的事情。你那么多法令，那么多的事情，需要广大的基层官员胥吏去执行。假如他们腐败，你再好的改革措施都成了垃圾。
　　王安石变法,一开始就大张旗鼓地整顿财政,而忽略了吏治改革。“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役、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颁行天下”。这表明王安石为改变“积贫积弱”局面,一开始就把改革重点放在整顿财政上,以收殓财富为第一要务，给了贪婪的官吏以暴富良机。不失败真是天理难容。
　　和王安石相比,张居正显然要老练许多。“治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

　　否则,吏风不正,一切政令都会流于形式。“上泽虽布而不得下疏,下情虽苦而不得上达”。即是当时官僚作风的写照。正德、嘉靖年间的改革之所以不了了之,正是吏治腐败所致,张居正对此深有体会
　　。因此,虽然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他却没有一上来就贸然整顿财政,而是先行改革吏治,于万历元年(1573年)提出“考成法”。考成法的施行,大大提高了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史称“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张居正是在获得了一个得心应手的政治工具后,然后再运用这个经过改造的工具去推行经济、军事诸方面的改革,使新法一以贯之地推行了十年之久,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
　　第三，在毅力上，必须不畏挫折，勇往直前。
　　王开始时候雄心万丈，忽悠神宗说要建设汉唐盛世，要皇帝变荛舜。到了最后几年，两次辞职，灰心丧气，连个挂名的平章军国事、太师
　　都不愿意担任。
　　居正相爷明知整顿吏治会招致既得利益者反对,但他毫无畏惧,老子豁出去了，“且受深恩,义当死报,虽怨诽有所弗恤也。”
　　当他遭到自己门生刘台弹劾时,仍坚持初衷,声称“吾但欲安国家、定社稷耳,怨仇何足恤乎”,“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 张大爷临咽气时候，还把大权紧握，为大明奋斗到最后一刻。
　　第四，在处理同事关系上，二者更是差距天壤。

　　王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贬放），而张则不然。
　　居正在处理与同僚关系方面的情况,要分期来看。在夺情以前,居正在这个问题上很有理智,对于那些“以言乱政”者坚决予以清除,而对持不同政见者,则把他们安排到非要害部门,或令其退休。同时,他又注意录用人才,“无问是谁亲故乡党,无计从来所作眚过,但能办国家事、有礼于君者,即举而录之。”
　　居正按这一原则来举荐官员的,如素逆于居正的马自强因精明能干而受推荐,自强“不自意得之,颇德居正”。
　　高拱的心腹杨博也被任为吏部尚书。这样,一些怀才不遇的官员把居正看成了升迁的希望,一部分高拱旧属也转而支持居正,居正也因此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威信和权力,故时人称“相权之重,本朝罕俪”。
　　正是凭借这一有利形势,居正得以把改革全面推行开来。在夺情以后,居正受到极大刺激,加上已大权在握,对形势判断不清,对反对者打击报复,对顺着自己的提拔重用，走上王安石的路子。

　　但由于张大爷掌握了内外大权,仍能按既定的方针施政,所以改革能畅行无阻,但张身后新法被废的隐患也由此种下。
　　在这片古老悠久的土地上，变法大多失败，但王安石也败的太惨了。

日期：2009-01-23　08:56:21

　　再整理一下新党旧党阵营:
　　变法支持者：
　　神宗(雄心万丈但嘴上无毛的年轻皇帝)
　　王安石(心胸狭窄的拗相公)
　　曾布(活跃的投机政客)

　　吕惠卿(声名狼藉的小人，后出卖攻击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