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9世纪，中华和西欧各处一端，却都出现相似的过程，就是通过商业化走向工商业主导的近代文明。但是具体轨迹相差甚远。欧洲率先进入近代文明，中华却步履蹒跚。
　　16-18欧洲近代文明起自16世纪初大航海，在18-19世纪工业革命开始后进化到现代工业文明。可见，近代文明就是古代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的过渡。近代文明是商业主导，可以说就是初步的资本主义。这个阶段建立的科学、文化、生产关系、金融、政治体制等，基本原理和框架结构为后来的工业文明所继承和发展。

　　古代各农耕文明互相密切来往、冲突和交融，可是大体上各文明独立生存发展。而起自欧洲的近代工商业文明，是在大航海中建立、依赖于全球贸易网络。它是全球性文明，而且为了谋取最大的商业利益，势必要向全球不断地扩大势力。因此，欧洲近代工商业文明不容许其他文明各自独立生存发展。换句话，各农耕文明无可避免走向衰落瓦解。
　　2）16世纪明代中叶起兴起的商业化趋势，基本动力是内生的，是传统农耕文明本身自行发展起来的。换句话说，传统农耕文明进入停滞衰落时期，通过商业化趋势产生文明升级换代的转型力量。可惜未能自行实现文明转型。
　　3）外来冲击也是促进中华商业化的重要因素。一个是全球贸易市场，另一个是汹涌而来的白银和白银货币（墨西哥银元即西班牙比索）。
　　4）中华文明的商业化是一个历时三个世纪多的历史变革进程。变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萌芽”，即资本主义兴起带来的生产关系变化，其核心是自由雇佣劳动。在中国，雇佣劳动是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涉及土地制度、赋税制度、户籍制度和商业自由即私营工商业等等。
　　5）中国人民勤劳智慧，中国的地理气候环境，在某些方面是得天独厚，还有数千年生产技术的积累，这些因素造就了中国制品在明清时代独步天下的巨大优势。应该看到，近代的生产所利用的仍然是传统的自然力——人力、畜力、水力和风力等。而明清时代又是中华文明经济的顶峰。
　　6）商业力量是面向新一代文明的力量，而明清时代是传统中华农耕文明停滞衰落的时期，全面的保守僵化。这样就在中华文明内产生尖锐的内部矛盾和冲突。可以说上层建筑妨碍了经济基础，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新生的生产力进步迟缓，保持着传统文明的速度。可是欧洲文明却以近代的商业速度疾进。中华文明越来越远地落后于欧洲文明。

　　7）传统文明经济发展的潜力，如人力数量、可利用土地、技术进步等皆挖掘至尽，没有多少进化潜力。希望在于技术和科学进步。可惜，中华技术和科学落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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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21-10-12 17:57:53
　　（39）

　　*商人的社会地位
　　古代不论中国还是外国，对商人都是羡慕妒忌恨。既恨商人没道德，贱买贵卖，又羡慕他们挣钱快又多。
　　#中国历来重农轻商，在经济思想上占统治地位，很少有不同声音。同时，民间向往、赞扬商人的也很多。
　　传统中国是个农业社会，农业是国家及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农民是勤劳的生产者，也是赋税徭役的承担者。商人被认为是不劳而获，因此大加歧视与限制。
　　商业多受官府的打压。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正处于变化时期，商业较为发达。出现了很多大商人，如依顿、陶竹。在《史记》也记载了大发战争财的商人。还有的国家鼓励经商，开拓财富，像齐国和宋国便是典型的代表。商鞅变法后及秦国大一统后，施行鼓励耕地，商业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在儒学风气影响下，社会普遍认为商人地位最低，舍本逐末。
　　很多史家探究齐国亡因时认为齐国国人善于经商，家中财产丰富，打仗才贪生怕死，意识淡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对于统治者而言，商业虽然能带来税收上的增长，但是也会造成大量农民弃耕从商，脱离乡土，必然造成土地荒废，查户口、征兵丁、服徭役、稳定税收等难度较大。

　　儒文化将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类，农民被视为“本”，商人被视为“末”。汉代规定对商人收重税，不许商人购买土地，穿着丝绸，商人及其后代均不得为官。宋朝也制定了不得商人考科举的法律。虽然这些法律执行起来不一定严格，但确实表现出传统对商人的歧视。
　　在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提到，商人缴纳沉重的赋税，交易时间和交易场所受限。在科举中，商人子弟不能参考，更不能做官。商人家庭不能蓄养奴婢，商人不能穿绫罗绸缎等。政府制定了苛刻的法律来限制商人。在吕思勉的《中国通史》中提过严厉时期若商人少上税或逃税被告发的，没收其所有财产。
　　商人因唯利是图、重利轻义而备受指责。唐代诗人元稹在《估客乐》诗中，对当时商人的唯利是图、重利轻义做了生动的描述：估客（即商人）无住著，有利身则行。出门求火伴，入户辞父兄。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莫所避，求利无不营；火伴相勒缚，卖假莫卖诚；交关但交假，本生得失轻；自兹相将去，誓死意不更。亦解市头语，便无乡里情。
　　正是这种贪欲，驱使商人不惮风险，走遍天涯海角：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炎洲布火浣，蜀地锦织成。越婢脂肉滑，奚僮眉眼明。通算衣食费，不计远近程。
　　商业易受到市场范围和政策影响。中国地大物博，以农为本。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导致国内市场狭小，受政策影响下无法扩宽国际市场，错失资本积累及壮大机会。加之政府的打压，社会思想的排斥。弱小的商人势力，又从何谈起会形成商业阶级。
　　#在西亚欧洲，情况也是和中国类似。
　　古代对农耕的经典评价很高，说它是唯一真正神圣的职业（农本）。任何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对商业与商人的态度都是相当负面的。这一点我们从西方文明的传统中也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让我们先看几段圣经中的描述。
　　《圣经•马太福音》第21章第12-13节：

　　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
　　《圣经•路加福音》第18章第24-25节：
　　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哪！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圣经反对贪财，而商人哪有不贪财的？商人有很多就是富有的大财主，因此他们在传统基督教社会里被视为“贼”或罪人而受到排挤。欧洲长期以来存在的反犹主义，其本质是反商主义，因为很多犹太人都是颇为成功的商人。
　　盈利是商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动力。这种性质体现在从事商业的人（即商人）身上，因此商人的本性是求利。在求利的驱动之下，商人常常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古希腊哲人柏拉图这样评论商人：“一有机会盈利，他们就会设法谋取暴利。这就是各种商业和小贩名声不好，被社会轻视的原因。”另一位哲人亚里士多德也说：“（商人）在交易中损害他人的财货以谋取自己的利益，这是不合自然而且应该受到指责的。”古罗马政治家和学者西塞罗更认为商人是卑贱的、无耻的，因为他们“不编造一大堆彻头彻尾的谎话就捞不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