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祥的继母多次在他的父亲面前说他的坏话，使他失去父爱。
　　有一次，继母生病，想吃新鲜鲤鱼，正好天寒地冻，王祥解开衣服，俯卧在冰上，用这种方法捕到两条鲤鱼。继母食后，果然痊愈。
　　孝道的王祥后来做到太尉。
　　（承受得了一个人重量的冰层，能用胸口那点热量化开吗？再说啦，冰还没全化开，王祥难道不会掉下去吗？忽悠人也要认真点，符合常识才行啊。）

　　这种“因果报应”的故事，很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在这些故事的背后，实际上就是儒家最根本的法则：克己复礼。
　　我们看到舜、郭巨、王祥把“克己”做到极致，即把自己打到底线，儒教认为，这样就是“复礼”。为了鼓励人们积极“尽孝”，故事的最终，都让他们获得巨大的名利回报。
　　问题是：如果以这种竞底方式尽孝，却最后没有回报，如王祥的继母依然讨厌他至死，那么这样的竞底还是否要进行和鼓励呢？
　　这就是一个竞底和竞优的区别：竞优讲求的是原则，竞底讲求的是结果；竞优重视的是人性本身，竞底关注是必须有显利。二战期间，纳粹商人辛德勒基于人道主义立场，尽力挽救犹太人的生命，最终自己的工厂破产，自己也因为是纳粹党员，在战后被迫逃亡。在逃亡前，他只获得了被救犹太人自发用自己的金牙打造的戒指。在这件事中辛德勒所展现的竞优精神，远比儒教虚伪的“仁”，要崇高、真实得多。

　　看了《孝经》的那么多竞底故事，很多人会认为中国的竞底者，一定很重视父母了，真的吗？
　　当然不是，这又是个虚伪的圈套！
　　宣扬孝道在中国，决不是为了奉养父母那么简单。如果父母真的那么重要，那他们至少应该有“人权”吧？父母有人权，而孩子是未来的父母，自然也应该有人权。以此类推，中国的人人都应该有人权。
　　这种推理很荒唐吗？当然不，实际上美国人就是这样思考的。在美国，殴打小孩是绝对禁止的。如果打的是男孩，丨警丨察对打孩子的父母说“他今后可能是美国总统，你竟敢打未来的美国总统？”如果打的是女孩，丨警丨察则会说“美国到现在还没有女总统，她今后可能是第一位女总统，你竟敢……”
　　但是，如果中国人人都有了人权，那传统社会就不可能是竞底社会了。
　　所以，侍奉好父母，并不是儒家孝道的终极目标。
　　那么儒教为何要提倡孝道，当然是为了竞底的需要，下面我们来把这条脉络理清楚。
　　孔丘在《孝经•开宗明义》中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论语•学而》中说“其为人也孝，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 未之有也。”

　　《孝经》列举的孝心，则包括“不敢恶于人，不敢慢于人……，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
　　因此，“孝”几乎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在，只有一切事情都做得合乎规范，才是“孝”，才能使父母在精神上获得满足，而不是刺激他们生气、郁闷。
　　而能做好这种孝，就能做好一个标准的被竞底者，“不好犯上”，可以“事君”了。反过来，还有个说法“事君不忠非孝也”，也说明推崇“孝”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做好皇帝陛下的被竞底者。
　　因为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最起码要求，首选是“不在外面惹事生非”，而他们自己由于在竞底社会中，受到长时间高强度的竞底，早已在精神上被打到底线，他们不再有改革社会的热情，积极创新的动力，他们只要求安安稳稳地：活着就好！
　　儒家很聪明地发现了这一资源，从而大肆宣扬孝道，把父母的胆小怕事恭敬为上，变成一种巨大的精神绳索，将年轻一代牢牢地束缚起来，使他们从小就开始学着做一个优秀的被竞底者。
　　如果有实在不听话的子女，不愿意做好一个被竞底者，那么儒家还有一条严酷的伦理等在后面：父欲子亡，子不得不亡。
　　这样，那些自我意识强，有铮铮铁骨的汉子，从小就一步步被洗脑，被淘汰。

　　等中国人成年，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又开始对孩子进行洗脑，淘汰其中有铮铮铁骨的人。
　　这样几百代起来，中国人的竞底基因就一代代增强，竞优基因就被彻底淘汰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
　　西方近代的民主社会强调分散决策，认为这样可以降低风险。而儒教强调孝道，其实是一种分散竞底，即把皇帝对民众的竞底，由家庭中的父母进行，这样同样可以降低风险。中国人的这种“分散”，比西方人又早了一千多年，可以聪明又用错了地方。

日期：2009-1-12　20:39:31

　　八、儒教如何利用“等级”对中国人竞底
　　中国历来是一个等级社会，所以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只要有两个以上的中国人在一起，就可以分出不同的等级。
　　等级社会是竞底最重要特征之一。各种等级的建立形成了完善的一环紧扣一环的竞底链：等级高的自然是竞底者，对低等级的下属可以理直气壮地竞底；而等级低的被竞底者除了接受被竞底的地位外，唯有不断地加强对自己竞底，渴望通过“吃得苦中苦”之后，能够成为“人上人”。
　　在所有划分等级的标准中，最权威的是按官阶划分，因此在中国像“金本位”一样，也有“官本位”。
　　在中国人的日常活动中，高等级的竞底者亮出自己的官阶来对他人进行竞底司空见惯：2008年，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林嘉祥在餐馆猥亵女童未遂，被人指责后，林嘉祥立刻本能地使用自己的等级向对方竞底：“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我掐了小孩的脖子又怎么样，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封建等级社会的遗迹，在当代中国随处可见：
　　清华大学的校长们，由于没有什么学术影响，因此在名片上，一定要自豪地注明“副部级”（不说哈佛大学，香港大学的校长会注明官级吗？）；
　　在一些有地位的和尚名片上，也得标明“处级”；
　　有些人出去说自己工作的国企，忘不了申明相关的级别“县团级”；
　　有些老干部在退休前，虽然不是“付军级”，但却打破脑袋，也要为自己争取一个“享受付军级待遇”；

　　连天真活泼的小学生，也要行贿自己的同学，去谋求班干部的职位！其父母也鼎力支持这类活动，以发展小学生的“领导能力”，好今后成为一名竞底者。
　　…….
　　中国等级社会源自儒教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就是说，皇帝是大臣的竞底者，父母是儿女的竞底者，丈夫是妻子的竞底者，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等级森严的竞底链：在这条竞底链中，下层被竞底者生活的是否快乐、幸福、丰裕那绝对不是值得重视的事。因为论语说“不患广，而患不安”，也就是说老百姓活在底线状态不要紧，要紧的是老百姓不安心生活在底线状态，那样有可能对等级社会造成威胁，就无法使竞底者长治久安，维持稳定的竞底局面。

　　为了塑造等级社会，孔丘进一步提出要“正名”，达到名正言顺、贵贱有序。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孔丘的儒教如此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厚爱，因为他所吹捧的等级社会使竞底成本最小化，让中国人在娘胎里就进入了竞底链，或者成为继承皇位的未来最高竞底者，或者成为等而下之的被竞底者。
　　但等级社会带来了机会的不平等，不能充分发挥人的创造力和聪明才智，这也造成了中华文明落后于西方文明的严酷事实。只有清除了竞底文化，才能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机会面前人人平等”“人格面前人人平等”。
　　九、儒教如何利用“面子”对中国人竞底
　　孔丘不愧是优秀的教育家，他劝竞底者对不同的被竞底者，采取不同的竞底模式。对于那些注重动机、重视形式、讲究面子的被竞底者，孔丘说“君子喻于义”，而对那些注重效果、强调内容、喜欢享乐的被竞底者，孔丘者告诫竞底者“小人喻于利”，但不管是喻于义还是喻于利，都是为了竞底的需要。
　　后来的竞底者已学会对孔丘的话灵活运用，因此，常常对被竞底者义利并用，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儒家文化不是靠制度来约束人，它通过礼仪建立了一套耻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