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米·马·鲍罗廷民国十二年（1923年），被苏联政府派遣到中国，任孙中山国民政府的首席政治顾问。民国十二年（1923年）10月6日，米·马·鲍罗廷到达广州，10月18日，孙中山委任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以帮助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民国十四年（1925年）7月米·马·鲍罗廷任广州国民政府高等顾问。
　　这个米·马·鲍罗廷的主要贡献是帮助孙中山起草了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当时参与起草的还有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瞿秋白。

　　虽然这个米·马·鲍罗廷是个苏联人，但是却总是喜欢用流利的英语来进行演讲，他所演讲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关于土地问题的，此外他还给我们讲了许多关于十月革命的事情，他给我们讲了许多诸如关于消灭剥削以及压迫的不平等社会是多么有意义的事儿，又讲了如何用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以及如何考虑自己问题的方法，总而言之，这个米·马·鲍罗廷改变了许多人对当下中国的看法。

　　我的想法也产生了一些波动，按照他的说法，我家里有土地有雇工，那么我家应该是属于地主阶级，同时我家里还做了一些买卖，那么我家还属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我现在是革命军，我就应该调转枪口消灭我家这样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这让我很矛盾，我当兵是为了保家卫国，假如我要消灭自己的家庭，那么我还当学生兵干嘛？
　　再后来，我们有了真正的政治教官，才把米·马·鲍罗廷灌输给我的想法摒弃掉了。
　　我们黄埔的第一个政治教官叫做李木汗，那时候他刚从德国回来，刚回国就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当了政治教官以后，还聘请了许多人来担任政治教官。
　　这个李木汗口才很好，而且十分随和，不爱穿军装，还有点儿大大咧咧的，但是他脑子里装的东西非常的不一般！
　　他是个学贯中西的人，不仅《论语》《中庸》《大学》《孟子》背得滚瓜烂熟，《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等儒家经典也是烂晓其意，尤其是《易经》掌握得最好，我有个同窗好友叫黄文太，我们都管他叫黄胖子，还专门拜他为师，学了许多周易之道。
　　当我询问李木汗关于我心中对布尔什维克和家族是资产阶级及地主阶级的矛盾与困惑时，李木汗用一本《孝经》彻底让我顿悟。
　　李木汗不仅仅精通儒家思想，还通晓阴阳五行及法家思想，更为难得的是，他还通晓国际问题，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望向世界的窗户。
　　李木汗不仅在德国学习过，还在英国学习过，因此精熟掌握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
　　李木汗在爱丁堡大学获得过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会操九种语言。有了他做我们的政治科教官，我们是几世修来的福分。
　　最为重要的是李木汗还为我们推荐了德国教官卢卡斯，这个人改变了我们许多人的命运。
　　那时候我们的政治科课程十分丰富，包括《社会发展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各国革命史》等课程，同时我还在此其间加入了政治训练班，作为学生兵骨干组织政治研讨会，发行期刊、专刊、文集，编唱歌曲。
　　在政治训练班学习期间，我接触了许多进步青年，但是说心里话，我还是有些摇摆不定的，尤其是究竟加入国民党还是加入***的这个问题上，让我十分的纠结。
　　那时候各方面势力错综复杂，让我有点儿无所适从，正所谓，英杰多人募，好女百家求，我那时候就像个待字闺中的大姑娘，一会儿***拉拢拉拢，调戏调戏，一会儿别的党派来拉拢拉拢，但我始终不为所动，好像冥冥中已经深谙中庸之道，在暗涌流动的乱世格局中，做到既不亲共也不反共，始终独善其身，因此在军校内给大家留下了极好的中庸印象，一度成为部分心智成熟的青年学生的模仿对象。

　　民国十五年（1926年）5月，由于我军事素养过硬，因此我以学生兵的身份被改编入步兵军官团一团驻扎在黄埔岛对岸鱼珠炮台一带。
　　此後又迁到广州陈家祠驻扎。
　　再後来我又调回政治科驻扎在沙河和黄埔岛的蝴蝶岗炮台。
　　虽然当时我所参与的战事不多，但是也足以让我在军旅行伍生涯中迅速成长起来，由于我军事成绩突出，在战斗中又有勇有谋，因此颇受老师和学长们的青睐，最终由蒋校长钦点後，光荣的参加了北伐战争。
　　也正是从那时候起，我的骨血里就注入了一股黄埔军魂，从生到死，我始终觉得，身为一名黄埔军人就要永远刻骨铭心的记住，身为党国军人所立下的铿锵誓言。
　　那时候我还参与撰写了我们黄埔四期学员的誓词——不爱钱，不偷生。
　　统一意志，亲爱精诚。遵守遗嘱，立定脚跟。
　　为主义奋斗，为主义而牺牲。继承先烈生命，发扬黄埔精神。
　　以达国民革命之目的，以求世界革命之完成。这些话直到我生命消亡的时刻都不曾忘却。
　　此后多年，那一声声掷地有声的铿锵誓词，伴我度过了一年又一年南征北战的青葱岁月、戎马生涯，从北伐到中原大战再到九一八、一二八、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台儿庄、甚至野人山都曾经留下过我的足迹。
　　终于，由于我作战勇猛且心思缜密，信仰坚定，我逐渐从作战部队脱离出来，转入了暗战序列，先是军事统计局，继而被调到国防部二厅政策计划处。
　　等到了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的时候，我就从国民政府国防部二厅政策计划处的岗位上调任重庆市，任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副处长兼军统西南特区副区长。
　　我从国民政府国防部二厅政策计划处的岗位上调任重庆市，任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副处长兼军统西南特区副区长这件事可能在别人看来是一件坏事儿，因为这就相当于我从中央调到了地方，从京官儿变成了地方官儿，而且还从一把手变成了个副手。
　　无论如何，从哪个角度来看，我都是吃了大亏，而且是跌了大份儿，丢了大脸！然而我却不这么认为。
　　我这个人没什么爱好，就是喜欢吃吃喝喝而已，而我原来国防部二厅政策计划处就是个经常有饭局的肥缺，到了重庆以后虽然不像在南京的时候声色犬马、灯红酒绿，却也有着重庆的小风情。
　　我黄埔四期的同学黄文太以及李宝三都在这儿，黄文太是重庆交通局局长，李宝三是重庆枪械所所长，他们两个对于我的到来表示出了极大的欢迎。

　　接风喜宴摆在了重庆大滨楼，黄文太和李宝三虽然都是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国民政府发布《还都令》以后才调到重庆的，但是这俩小子已经混得风生水起了。
　　尤其是黄文太，本身就是个好吃的主儿，因此他对重庆这个曾经的——战时首都，现在“陪读”是了如指掌。
　　在大滨楼二楼包厢里，我和我的得力助手同时也是我的表弟——闫旭达以及黄文太、李宝三分宾主落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