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见到我，忧心忡忡地说：“听说你们要夺权了，有这事吗？”
　　我有些奇怪：“夺权？你听谁说的？”

　　钱说：“我偶然听到的。我倒不是怕失去权力，我是教书的，大不了再回去教书就是了。我只是不愿意看到，事业中断，事业受损失，搞到今天这个样子，不容易啊，一旦中断了，就会前功尽弃。就拿你的设想来说，不也刚刚看到一点希望吗？你愿意让它夭折吗？”
　　看来，钱找我来，是想打听点消息的，自从吴际林倒台，院丨党丨委被勒令解散，正规渠道的消息是没有了，他心里有些焦急。
　　“都是小道消息，不可靠。你还是主任，我们的事业也不会中断的。一切都不会变的。”我安慰他说。
　　其实，我的话也是在安慰自己。以后的事态发展，谁能预言呢？

日期：2009-11-18　19:28:13

　　五十四政治回忆
　　那一段日子里，我作为韶山战斗队的队长，参加了许多批吴的会议，也写了不少批吴的文章。草派和红派虽然分歧很大，但是在批吴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夜深人静，难以安睡，从窗户看出去，天上的星星格外明亮。
　　常常有愧疚和负罪感冒出来，咬噬着我的心灵。
　　吴际林的形象常常出现在我的面前，他似乎对我说，魏，你真的认为我错了吗？你的批判出自你的内心吗？你说的是真话吗？

　　圣经上记载的十条诫命，是我孩提时代就耳熟能详的，其中有一条是“不要作假见证”，翻成现代话，就是不要说假话。但是，我没有做到。
　　回忆我的过去，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
　　高二时，正碰上“大炼钢铁”，全国都在为“1070”（即年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校园里也竖起了好几个小高炉，停课炼钢铁。炼钢铁需要原料，即墨县委在全县范围内找铁矿，各公社送来了矿石样品。
　　当时即墨县没有研究所，分析矿石的铁含量，就交给即墨一中的化学教研组了。马老师让我和另一个女同学（我们都是化学兴趣小组的成员）带上仪器材料，到县委报到。
　　化验室安排在县委大院后面的一间平房内，窗外就是“燕儿湾”——一个天然的湖泊，当时正是夏天，燕儿湾的青蛙叫得正欢。
　　县委指示，化验室要有人昼夜值班。我们商量了一下，我值夜班，她值白班。

　　化验是用重量法，先粉碎，加入酸溶解，加入碱产生沉淀，用滤纸过滤后，放坩锅里焚烧，最后，用天平称重，计算得出结果。
　　虽然比较麻烦，但这是一个经典方法，结果应该比较可靠。
　　结果表明，即墨的铁矿石含铁量都比较低，属于贫矿中的贫矿，毫无开采价值。
　　这个结论竟触怒了县委领导。有一天，县委一位分管工业的副书记带着几个人气势汹汹来到了化验室。
　　“都过来！你们的化验结果可靠吗？”


日期：2009-11-18　19:30:33

　　女同学的父母都是农民，胆子很小，一看这架势，紧张得要命，低头大气都不敢出。我的父亲是一中的校医，从小在一中混，胆子稍微大一些，鼓起勇气说：
　　“可靠。马老师说，这个方法的误差不超过百分之五！”
　　“可靠个屁！”副书记竟然骂起来：“我们的邻县，平度，莱西，烟台，莱阳，胶州，都发现了大铁矿，含量都超过了80%，为什么我们只有20%？难道我们和他们不在一个地球上？”
　　我一看书记动怒了，也就不再说什么。
　　“肯定是方法有问题。你们改进改进方法，今天晚上，一定要和邻县的数据差不多，明白吗？否则，你们两个，要负政治责任！”

　　这意思很明白，让我们造假。我和女同学商量了一番。
　　“听党的话吧！书记说怎么干，就怎么干，出了事他负责！”她说。
　　“问题是，化验结果他要我们出，要我们签字。就是说，将来有了问题，他并不负责任。”
　　我到县委办公室打电话找马老师，马在小高炉那里忙活，费了不少时间，才联络上。
　　“那就瞎写吧，”马老师叹了一口气，说：“既然这样，化验室还有什么必要？明天你们都撤回来吧。”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青海农村，我当工作队员的时候。

　　运动到了“清理阶级队伍”阶段，组长交给我一件任务，让我调查一家姓唐的农民，解放前有没有雇工，他怀疑他是漏划的富农。
　　当时，我正申请加入共青团，急于表现一下。
　　于是，我跑了周围很多地方，走访了很多农民，特别是老年农民。
　　青海山区，路很难走，而且人烟稀少。不知组长是怎么想的，也可能是考验我的胆量吧，一般调查都是两个人，这次却让我一个人去。
　　有一次，我在翻山的时候，看错了方向，迷了路。天渐渐黑了，我看不到人烟，还在瞎转悠。那一夜，我只好找个山洞待了一夜。
　　最后，任务完成了，根据我的调查，他家的“剥削量”完全符合富农的要求。


日期：2009-11-18　19:31:34

　　我的入团申请很顺利地通过了。
　　姓唐的那家农民变成了“阶级敌人”，他已经很老了，走路蹒跚，弯着腰，被民兵押着，干起了重活累活。
　　我的心里明白，他们家土地虽然多一些，但没有雇长工，农忙时只雇几个短工，是属于可划可不划的。
　　我的调查也是有倾向性的，有人说三四天，我记上四天，有人说七八天，我记上八天，就高不就低。有人说没有干过，我让他们再想想，诱导他们，说出自己想要的材料来。
　　每当我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我就感到自己很可耻。我很希望，在运动的后期，落实政策的时候，会有人推翻这个错误的决定。那样，我的负罪感也许能减轻一些，但我走后，再也没有听到那里的消息了。
　　就在钱主任找我谈话的第二天，林找我来了。
　　她看到我的宿舍里有人，便约我到外面谈。我们在走廊尽头的一个角落里站住了。
　　“我想求你办件事。”林说。
　　“不要说求。有事你只管说好了，我一定照办。”我说。

　　“我从来没有求过你，对吧？”林的话让我感到，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否则她不会用这样的口气。
　　“我在农村那次，病得快要死了，也没有求过你们，对吧？是你们主动轮流背着我，连夜送到卫生院去的——”林继续说。
　　“林，今天你怎么了？你一向直来直去的。有什么话，赶快说，急死我了。”
　　“你先答应我，一定办到。”
　　“好，我答应你。”我斩钉截铁地说。

　　“我，”她俯在我的耳旁，轻声说：“我想见见吴厂长。”
　　“啊！”我不禁大吃一惊，“你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