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水师是当年沈葆桢建设福州船政局的产物，当时在与法国人的合作下，培养了不少海军人才，也打造了一些国产军舰，但这些军舰的规模不大，能力不强，而且在后来的马尾之战基本损失殆尽；而由于经费的问题，南洋大臣沈褒帧发扬风格，让北洋舰队优先发展，南洋海军等北洋舰队建成后再行建设，由此，当时大清的海军实力主要在北洋舰队。

　　拘于官场的陈规陋习，北洋舰队从来就没有拿到全额拨款，即使在初建时期，每年也只能拿到预算的一半不到。当然，这每年200万两在当时也算是巨款了，毕竟，当时向英德各国订购战舰，也不过是50万两上下。后来，负责组建北洋舰队的李鸿章胃口大了，他在1881年花200万两的巨款向德国伏尔铿船厂订购了两艘7400吨级的主力舰，这也就是北洋舰队的两艘主力铁甲舰，“定远”舰和“镇远”舰。

　　除了“定远”、“镇远”舰两舰外，北洋舰队后来又分别向英国和德国购买了五艘次轻量级（两千吨到三千吨之间）的巡洋舰，即“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济远”五舰，加上早前购买的千吨级巡洋舰“超勇”、“扬威”和其他国产的木甲战舰（除 “平远”舰外，其他的不足为论），这便是北洋舰队成军后的主力阵容，这在当时的世界军事年鉴排名，北洋舰队也进入了前八名。

　　但就在1888年北洋舰队初具规模后，海军衙门就再未给舰队添购过一舰一炮，这又是为何呢？
　　原来，本该拨给北洋舰队的经费给挪用了，而这就得从慈禧重修颐和园说起了。颐和园原名清漪园，在于圆明园的西边，原本是乾隆为他的母亲钮祜禄氏六十大寿而建的一片皇家园林，为了造这个园子，当时总共花了450万两银子，经15年才完成。可惜的是，在1861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颐和园也未能幸免于难，当时不仅数万件园中珍宝被洋兵们抢劫一空，就连园林中的建筑也基本被毁于一旦。受此劫难后，颐和园已是杂草丛生，成为野狐野狗们的乐园。

　　眼看光绪一天天长大，慈禧也开始寻思着为自己日后撤帘归政找个安歇的地方，由此，颐和园也就成为当年没能够重修圆明园的一个补偿。令慈禧高兴的是，这时已经没有了奕訢等人牵制，而对自己一向俯首听命的妹夫醇亲王奕譞对重修颐和园非但没有反对，反而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以表自己的忠心。
　　但是，工程一旦上马，没有银子可是万万不行的。就当时清廷的财政而言，以捉襟见肘来形容也并不为过，譬如中法战争就用掉朝廷上亿两银子，而且还欠着外国的洋款；国内又灾害不断，如黄河决口、旱灾蝗灾等等，朝廷为了防止民变，不得不减免钱粮赋税甚至拨款赈灾；各地的防军、练军，兴办洋务等等，无一不要用钱。　
　　慈禧也知道，没有钱什么事都干不成，正当她苦恼的时候，奕譞掌管的海军衙门进入了她的视线。由于有海关直接拨款，海军衙门在当时可是个肥缺，而这个衙门正好是奕譞所掌管，这下事情就好办了。
　　对于慈禧的心思，奕譞当然是心领神会。不过，即使要献忠心，但也不能过于赤裸裸，于是奕譞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当年健锐营、外火器营曾有昆明湖水操的旧例，既然现在要大搞海军建设，那恢复在昆明湖进行水操也就名正言顺；既然要恢复水操，那重修一下沿湖的设施也就在情理之中，而所谓“沿湖”，岂不就在颐和园的范畴之内（昆明湖是颐和园的内湖）嘛！

　　为了更好的掩人耳目，奕譞后来又奏请在昆明湖开办京师水操学堂，如此一来，大量海军经费便通过海军衙门的主管奕譞之手，被移到了颐和园工程上面。据统计，当时重修颐和园工程至少通过这样几种方式占用或者挪用一下海军经费：一是海军巨款的（利）息银40万两，这笔钱是被直接占用；海军衙门收到的各省海防捐共150多万两被挪用；海军衙门的“闲款”45万两被占用；海军经费正款210万两被挪用（从1888年到1897年，每年挪用30万两）。

　　由于颐和园工程的档案文件已经被销毁，重修颐和园工程到底挪用了多少海军经费已经难以算清，但据保守估计是至少挪用了860万，而也有人说挪用了2000万甚至3000万两不等。除此之外，重修三海工程也从海军经费中大量挪用，据估计数额近450万两。换句话说，最保守的估计，这两项工程就挪用了海军经费达1300万两。
　　与此相对应的是，北洋舰队的七艘主力舰，“定远”、“镇远”、“济远”、“来远”、“致远”、“靖远”、“经远”的购买费用也不过800万两银子。假如海军军费不被挪用，再打造一支同等规模的北洋舰队也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在慈禧和奕譞的私心撮弄下，大清的海军也开始走下坡路了。对此，国人并非毫无所知，当时就有人讽刺奕譞和慈禧的瞒天过海伎俩为“以昆明易渤海、万寿山换滦阳”，也就是说，慈禧太后为了自己归政后享清福，不惜以颐和园（昆明湖）替代北洋舰队（渤海），以万寿山（即颐和园）替换承德避暑山庄（即滦阳），此语可谓是一针见血。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北洋舰队停止购新舰在昆明湖里大办“海军学堂”的时候，却正是日本舰队高速发展的时期。光1889年后，日本就从英国或者德国购买了九艘最新型的快速战舰，并都配备了大量先进的速射炮。当时日本人为了搞海军，国防预算的大部分都用于购买军舰，甚至发动全民捐款，连明治天皇的老妈阿巴桑都捐出了她仅有的几件首饰。

　　如此比较，虽然日本的太后比中国的太后穷多了，但这太后恐怕还是不如那太后！
　　36、退居幕后，大事还是太后说了算
　　光阴似箭，转眼间便已经到了光绪十二年（1886年），此时的光绪已经16岁了。按照清朝的祖制，皇帝本应该在14岁亲政（如康熙），但因为同治顽劣又不好学、16岁仍旧读不了奏折的先例，他一直到快满18岁才亲政，因此，光绪要想在14岁亲政基本就不太现实。
　　但光绪不一样，他从小就爱好读书，因此要拖到18岁亲政就有点说不过去了，于是在1886年的7月，慈禧发出一道懿旨，宣布让钦天监选择吉日，为光绪举行亲政大典。慈禧的这个姿态，即使是对当年选中光绪作为皇位继承人时宣布皇帝“典学有成即刻归政”承诺的兑现，也是迫于祖制和舆论的压力。对于这个决定，当时仅52岁且年富力强的慈禧想必是心有不甘，但也是无可奈何。

　　好在那些宠臣们对于慈禧的心思可谓是了然于胸，在慈禧的懿旨发布后，他们纷纷积极上折，请求慈禧收回成命、继续执掌朝政大权。譬如当时的军机领班礼亲王世铎，他便邀集一些大臣上折，主张“皇上亲政后，仍每日召见臣工、披览奏章，以便皇上随时随事亲承指示”。
　　对此，慈禧虽然看了满心欢喜，但毕竟是有违祖制，不好开这个先例。好在醇亲王奕譞这时又及时上了一折，请求慈禧进行训政到光绪20岁的时候，再做决断。奕譞的这个奏折有点不通情理，按理说，光绪是奕譞的亲生儿子，光绪亲政他应该高兴才对，但细想来，奕譞的这个表态其实恰如其分，因为他就是生恐慈禧会以光绪亲政来考验自己的忠心，如果他真喜形于色的话，恐怕对自己和光绪都会不利。因此，他在折子里透露的意思很明显，自己和儿子光绪都没有非分之想。

　　虽说奕譞的折子有点避嫌和虚伪之嫌，但总算是为慈禧继续把持权力找到了一个制度解决的方法，那就是训政。由此，慈禧也就顺水推舟，假装“不得已而为之”的俯承了各王公大臣们的意思：皇帝亲政，但慈禧由垂帘听政改为训政。
　　为了使训政合法化、制度化，慈禧责成礼亲王世铎起草了一份《训政细则》，其中就有这样几个重要规定，一是皇帝召见外臣时，慈禧仍旧和往常一样设纱屏听政；二是处理政务时仍须请示慈禧方能决定；三是批示奏章、下发谕旨仍需慈禧看过同意后才能下发。如此一来，光绪虽名义上亲政了，但实际大权仍旧操纵在慈禧的手中。
　　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日（1887年2月7日），清廷为光绪亲政举行大典，这天上午，16岁的光绪头戴金冠，身着黄袍，脚踏龙靴，来到太和殿上接受京中大臣们的朝贺，由此开始了他一路坎坷的帝王生涯。
　　光绪亲政后，接下来的大事便是要挑选皇后和妃子，举行大婚。在训政后的第二年7月，慈禧发布懿旨，宣布在次年正月为光绪举行大婚典礼并且结束训政，将大权交给光绪。从清朝的惯例来看，光绪已经算是晚婚，不能再拖了。
　　慈禧对此早有准备。在懿旨发布后，内务府大臣们便开始忙乎起来，组织八旗中适龄的少女参与选秀。经过层层筛选，最后确定了五个备选的秀女，分别为都督桂祥（慈禧的弟弟）的女儿那拉氏、礼部左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和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千金。

　　随后，慈禧在体和殿为光绪举行选后仪式。在选妃前，慈禧拿起定情信物玉如意交给光绪说：“皇帝看谁最合适，你自己作主，你觉得合意的就可以授以如意罢。”光绪说：“选后这等大事，子臣不敢自主。”慈禧故作大度，非要光绪自己选，光绪见慈禧说得认真，便拿着如意向德馨之女走去。
　　慈禧见后，立刻大声喊道：“皇帝！”光绪一愕，回头看慈禧向她侄女努嘴，暗示选桂祥之女。光绪这才明白，刚才说的什么让自己来选其实都是骗人的，最后还是要按慈禧的意思来。不得已之下，光绪也只好将玉如意交给了桂祥之女，即后来的隆裕皇后。慈禧太后见光绪喜欢德馨的女儿，怕她俩要选入妃嫔的话会对自己的侄女形成威胁，恐怕今后有夺宠之忧，于是便不许光绪再选，而是直接命荣寿固伦公主拿起那对荷包给了长叙的两个女儿，即后来的瑾妃、珍妃姊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