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9-05-29 19:22:21
　　引首
　　词曰：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

　　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
　　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
　　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
　　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
　　话说元朝末年，天下大乱，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泰定、天顺二帝。泰定帝禁锢汉臣，崇信回回，以致朝政日非，灾异频现。泰定元年（1324年）七月，龙庆州雨雹大如鸡子，鸡化为狗，羊变成牛；泰定二年十二月，江淮旱涝，群鼠拥集如山，尾尾相衔渡江，过江东来。湖广群鼠数十万，渡洞庭湖望四川而去，夜行昼伏，路皆成蹊。不依人行正道，皆遵道侧，其羸弱者走不及，多道毙；泰定四年夏五月，洛阳发生蝗灾，又有大星陨地，滚行数十仗，草木皆焦，被山石阻挡，其土石皆熔液而流，须臾复往西飞去；秋八月，四川发生强烈地震，河北山东多陨石，大或如屋，深陷入地仗余。种种不祥，非止一端。

　　泰定帝乃于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草原）召集百官，问群臣以灾异之由。汉臣中书省平章政事张珪上奏，以为蜺墮鸡化，乃权臣僧寺干政所致，请求整顿弊政、肃清铁失余党、对僧侣道士加以限制、裁汰政府冗员、停止珠宝采办等多项建议，帝览奏叹息，多有难色，不予采纳。
　　泰定二年六月，河南息县人赵丑厮、郭菩萨以“弥勒佛当有天下”为口号反元，掀起了元末农民起义的序幕。尽管起义终未成气候，然而却预示着元朝自泰定年间已进入多事之秋。

　　及泰定帝崩，天顺帝继位，丞相回回人倒剌沙专权自用，与大都（今北京）的元文宗图帖睦尔对抗，遂爆发“两都之战”。天顺帝、倒剌沙谋诛文宗，怎奈实力不济，反为所害。权臣自此愈横：先是右丞相（不设左丞相）燕帖木儿独掌朝政，因挟震主之威而权倾天下，专权用事，奢靡无度，使得吏治渐趋腐败，国势更加衰落。继燕帖木儿之后，又有太师、中书右丞相伯颜独秉国钧，专权自恣，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其势焰之熏灼，威权之巨大，无不在顺帝之上，以致天下之人唯知有伯颜而已。

　　现如今，人们但知明朝之所以能立国，皆因国初群雄极力推翻蒙元，殊不知群雄也为当时国家之普通百姓，何以致使人民群起称雄，颠覆旧政府，使得应时而起者取而代之？此非群雄一己之力所能为，实为统治人民的元帝国迫使人民不得不称雄，不得不在群雄中造就一位最伟大者，以使天下改朝换代。
　　元朝的武力，自古罕见，在几乎整个欧亚大陆，纵横驰骋，兵力所到，所向披靡，至今为西方人所震惊。然而入主中原不过几十年，就变得极其散漫，极其脆弱，几为废物。何也？所谓“马上得之，马上治之”，不知礼法刑政为何物。大凡历朝历代，能享国稍久的，必有一朝一代之制度。制度渐坏，国事渐衰。有经久难坏之制度，即有经久不衰之国政。有周朝之制度，乃有两周之八百年；有汉朝之制度，即有两汉之四百年；唐宋皆是如此。惟有元朝，几无制度，能享国几十年，全在于武力之强大，能统治人民数十年，也因其武力冠绝历代。元朝无制度，可从《元史》中窥见端倪。

　　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时元朝有风俗“父亲死，子娶庶母为妻；兄长死，弟娶兄嫂为妻；父母死，无需行守丧之制”。监察御史乌古孙良桢上言：“伦理纲常皆出于上天，绝不可改变，然而议法官吏则云：‘国人不必拘泥于三纲五常，诸国人各从本地风俗’。是汉人、南人当守伦理纲常，而国人、诸国人不必守伦理纲常乎？名为优待，实为陷害，表面像是尊崇，内心实为侮辱。推其本质，是待国人不如待汉人、南人优厚。请下礼部官员及右科进士在朝者会议，上自天子，下至百姓，皆从礼制，以成就列祖列圣未尽之典章，申明万世不变之伦理。”奏本入，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又至正十五年（1355年）正月辛未，大鄂尔多儒学教授郑咺建言：“蒙古为国家统治之民族，本应该更懂得礼法制度，然而却依旧遵循本地习俗：不守三年之丧，又行收继婚制度。为了不贻笑后世，应立即进行改革，用礼法加以约束。”
　　仍旧无人理睬。元朝至至正年间，已为最后一个年号，顺帝在位数年，大元帝国即濒于灭亡，而此时犹以夷狄风俗自居，可知开国以来无不如此。其所谓议法之吏，也未尝不立法，所立之法，只是特意为汉人、南人而立。
　　元朝国境庞大，民族众多，蒙古人称自己为国人，中国本部称为汉人，其他则为各国人，或称之为色目人。色目人中，藏人亦为其一，因国家崇尚佛教，遂放纵僧侣横行于国内。《元通鉴》中曾有记载：
　　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正月己丑，上都有一番僧，强买农民薪炭，民诉于官府，官员李璧询问原由，番僧伙同他人持棍冲入官邸，公堂之上，公然拉扯李璧头发，把璧甩倒于地，乱棍捶打后关入密室。李璧千方百计逃脱，向朝廷申诉，结果番僧竟毫发无损，无罪释放。不久，僧徒龚柯与诸王妃争道，强行把王妃拉下车驾并群殴之，且破口大骂，言语多有犯上，帝闻后，不仅不加责罚，还向宣政院下旨道：“殴打西僧者断其手，辱骂西僧者割其舌。”皇太子知晓后，立即上书道：“此法古今未有，”才不得不搁置诏令。

　　此时尚为元朝全盛时期，统一中国不及三十年，其了无制度竟然如此，令人发指。此后，蒙古皇室和政府越来越腐败昏聩，君主更加贪得无厌，大肆搜刮民脂民膏，金银财宝、布帛米麦，搜刮一空运到漠北，使得“贫极江南，富夸塞北”。蒙古人、色目人撑得胀死，汉人、南人饿得要死。整个帝国像一所布满蝼蚁的大厦，内部被蛀蚀一空，摇摇欲坠。此时之元政虽腐朽不堪，但它还在苟延残喘的延续着生命，等待着吹垮它的最后一阵劲风。

　　蒙古入主中原后，一直想把他们穿羊裘、吃羊肉、喝羊奶、逐草而居的生活方式强加于汉人，所以他们对汉人进行残暴屠杀，动辄屠城。把壮丁老弱悉数杀光，余者作为俘虏，成为他们的奴隶，使其子子孙孙永不得翻身。他们对待这些被掠为奴的驱口，极其残忍，简直不当人看待，而是作为一种活的工具，或者是可以任意买卖的牲畜。
　　统治集团同时也是大地主，土地的来源为抢占所得，从不讲价钱，二话不说，全部没收充公。全国大部最肥沃的土地，都转移到少数满脑肥肠、五谷不分的外族人手里，汉人、南人除了一小撮甘愿做顺民、做走狗的以外，被迫失去了土地，成为贫农和佃户。更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统治者通过极其残暴的方式得到这些良田后，不是用于耕种，而是用来放牧。
　　对于政治地位，无论是朝廷大员还是地方长官，必须是蒙古人或色目人，汉人、南人只能担任不甚重要，甚或无人问津的闲职。用人标准更是可笑之极，不是按能力和学问而是看种族。至于经济贸易，最大规模的商业也被控制在回回人手里，他们替蒙古贵族经营财产，放高利贷、印子钱（也称为羊羔儿息），来榨取汉人、南人的血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