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8-03-21 21:00:57
　　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再也收不住了。
　　各支军队犹如饿虎下山，纷纷对控制区域实行“军管”，大量截留原本要上缴中央的赋税和外省过境的京饷、协饷。中央财政重点保障的嫡系部队—江北大营、江南大营率先派兵设卡，对过往商旅征收商税，号称“厘金”，引得其余部队和地方政府纷纷效法。
　　一时之间，全国各地关卡林立、密如罗网，商贾行人处处要交“买路钱”，厘金竟成了官方公认、全国通行的商业税。统管各省军政的督抚们也借口扩军备战，先斩后奏开征房捐、铺捐、米捐、茶捐、人头税、鸦片捐等苛捐杂税，中央政府无从监管，只能予以事后追认。

　　地方政府的做法，大大挤压了中央税收源头。为了维持中央正常运转，清政府迫于无奈，再次大尺度向地方下放财权。
　　从1853年开始，大清帝国的税收体制调整为中央—地方二级体系。每年，户部向各省摊派必须缴纳中央的“京饷”数额，地方政府按定额上缴“京饷”后，剩余税收可名正言顺地转化为地方财政收入。从此之后，督抚们掌握了自己的“小金库”，又相继取得了办理捐纳、发行货币、举借内外债的权力，“外重内轻”的财政运转秩序就此形成。
　　日期：2018-03-21 21:01:29
　　PS:无独有偶，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和地方之前也施行了类似的包干制（具体情况更为复杂，号称一省一率）。在此情况下，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迅速下降（最低点时约为20%-30%），中央财政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末陷入危机，财政部长甚至要向地方谈判借钱，很多需要国家财政支持的国防项目、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贫困地区帮扶项目都陷入资金匮乏的窘境。为此，中央政府通过与地方的艰难谈判和博弈，于1994年启动分税制改革，将税收划分为国税和地税，明确共享税收的比例，终于将财政大权重新收归中央。从1994年以后，中央财政收入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60-70%。

　　日期：2018-03-21 21:02:41
　　据史料记载，1904年，各省上缴中央财政的“京饷”仅190余万两，不到户部规定数额的四分之一；1908年，清政府年度财政收入达2亿两白银之多，但真正运到北京的仅1650余万两，即便加上专款专用的练兵费用也不过2400余万两，仅为财政总收入的12%。
　　各省督抚既握有半私人化的军队，又控制地方行政、财政与人事权，专制一方的格局不断深化。
　　剿灭太平天国后，湘军虽然响应国家号召进行了大裁军，没有公开与中央分庭抗礼，但是出身湘军的将帅们基本掌控了东南各省实权，已然呈现尾大不掉之势。继曾国藩之后，李鸿章、左宗棠、刘坤一、张之洞分别担任直隶总督、陕甘总督、两江总督、湖广总督多年，左右国家内政外交秩序。
　　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以张之洞、李鸿章为代表的督抚们漠视中央声声泣血的求援和义正辞严的命令，宣布东南互保，拒不派兵支援，清政府无可奈何；“戊戌变法”时，地方督抚对光绪皇帝的变法要求基本不予落实，中央政府的诏令效力难出北京城。到光绪末年，中央一兵一卒、一粮一饷都不得不仰仗地方，督抚们在自己管辖范围内征兵征税、用人用权，俨然成为国中之国，康有为就夸张地将当时的十八行省比喻为十八小国。

　　日期：2018-03-22 20:56:01
　　面对政治资源高度碎片化的不利形势，咸丰之后的历代中央统治者都想重塑政治权威，恢复高度中央集权体制。但由于他们缺乏全球眼光和世界意识，无法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重构与时俱进的政治制度，自身又不断发生权力倾轧，直接削弱了其统治的效力，因而错失了重建权威的政治机遇。
　　1861年8月，咸丰皇帝在弥留之际，下达了三项重要的政治遗嘱：一是册立自己的独子、年仅6岁的爱新觉罗·载淳为皇太子，即皇位的继承人；二是任命肃顺等8位大臣为顾命大臣，负责辅佐载淳并赞襄一切政务，构成了实质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三是赐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赐皇太子“同道堂”印（由皇太子生母、皇贵妃那拉氏掌管），一切诏令只有加盖两印才能生效。
　　咸丰皇帝深知，年幼的爱新觉罗·载淳（同治皇帝）完全不具备执政能力，寄希望于构建一套由“顾命八大臣”和“两宫皇太后”组成的皇权运行体系来实现权力制衡，既避免后宫干政，又不让顾命大臣一手遮天，而是两者和衷共济、求同存异，共同把皇权政治贯彻好、维护好，直至皇太子长大亲政。
　　但是，咸丰皇帝苦心创设的这套体制，仅仅3个月就宣告破产，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他选定的顾命大臣—肃顺。
　　肃顺，满洲镶蓝旗人，在一众混吃等死、尸位素餐的满族亲贵中鹤立鸡群，堪称有理想、有抱负、有才干、有魄力，深得咸丰皇帝的信任和恩宠。咸丰去世前，他组织参与国家重大事务谋划与决策，是皇帝倚为心腹的首席智囊和幕后的国家总理；咸丰死后，他排在顾命八大臣的第三位，却是当之无愧的领导核心。
　　咸丰皇帝的遗诏，把以恭亲王奕䜣为首脑的北京留守政府排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外，使立下匡扶社稷之功的奕䜣团队愤愤不平，成为现行体制的潜在反对者。加之肃顺为人做事倨傲独断，在平时的工作中得罪了大批满族亲贵，并且打着“妇人不得干政”的幌子，多次与两宫皇太后发生正面冲突，将遗嘱中的政治盟友—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不仅如此，他还坚持取消旗人的特权，削减普通旗人的“铁杆庄稼”，把整个旗人阶层开罪得干干净净。细数之下，肃顺几乎把宗室、重臣、后宫、旗人全部得罪了个遍，自身只有咸丰遗诏给予的大义名分兜底，缺乏枪杆子等“硬实力”作支撑，已处于岌岌可危之势。

　　日期：2018-03-22 20:57:08
　　1861年11月，恭亲王奕䜣为首的满族亲贵与慈安、慈禧太后代表的宫廷势力结成政治同盟，悍然在北京发动辛酉政变，消灭了肃顺集团。
　　政变成功后，24岁的慈安太后和26岁的慈禧太后垂帘听政，28岁的恭亲王奕䜣成为议政王，双方实现了合作共赢。不过，有清以来，从未出现过“太后垂帘”与“亲王辅政”并存的权力格局，这套显然违反咸丰皇帝遗诏、又悍然破坏清朝的“祖制”的政治体制设计，其合法性、稳定性饱受质疑。
　　1861年的恭亲王奕䜣，是一个长期坐冷板凳的政坛失意者，并没有后来主持中央工作20多年积累下的崇高政治威望；1861年的慈禧太后初出茅庐，影响力局限于宫廷之内，更不是后来生杀予夺、一句顶一万句的老佛爷。
　　为了巩固脆弱的执政基础，他们必须要凝聚广大宗室贵族和汉人士大夫的意志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对象，夯实自身执政地位。辛酉政变后，大清帝国改年号为“同治”，以最直接的方式，展现出两宫皇太后、议政王与宗室亲贵、大臣们共理朝政的坚定决心。

　　在中央，他们建立和巩固了领导阶层的内部民主，凡有大事广泛听取高级领导干部的意见，通过集体讨论、研究酝酿、会议决定来达成共识；在地方，大尺度向曾国藩等战区指挥官授权，不仅让多位军事将领兼任地方领导职务，还深度下放财政、人事、司法等权力，给一线指挥员更大的行动自主度。
　　日期：2018-03-22 20:57:29
　　PS:同治，源于“同归于治”，引自《尚书·周书·蔡仲上》。原文为“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意为行善方式不一，但最终都能实现安定；为恶手段各异，但最后都会导致动乱。字面上看，“同治”年号代表了国家安定的祈愿，但从更朴素的层面理解，也代表了对权力的分割和“共同治理”的实现。
　　日期：2018-03-22 20:58:43
　　在奕䜣、慈安、慈禧这最高权力“三人团”的短暂蜜月期中，奕䜣身兼领班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宗人府宗令和总管内务府大臣，相当于国务院总理、外交部长、宗室和宫廷事务主管，总揽国家内政外交和皇家事务，是事实上的执政者；慈安太后是同治皇帝的嫡母，在一定程度上代行国家元首职责，这位从黑幕重重、刀光剑影的皇宫里搏杀出来的皇后娘娘，城府之深、手腕之高不言而喻，当然不会像影视剧中勾勒的那样慈眉善目、人畜无害；慈禧太后的声望、资历、影响力远不及奕䜣，政治地位排在慈安之后，原本只是一个配角。

　　不过俗话说得好，是金子，终究会发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