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光南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量，尽管他在总裁室中获得了少量的支持，但那些力量只能在1993年抗衡李勤，在柳传志面前则不堪一击。柳传志懂得如何利用民意来摧毁联想内部的贵族力量，使其变得毫不足论。
　　柳传志要削弱倪光南很简单。6月，柳传志出院第一件事，就是讨论确定联想议事规则，讨论清楚，多大的事情总裁定，什么事情集体讨论。柳传志摆出了自己的意见，大家表示同意。倪光南在会上和柳传志吵了起来，倪光南称，“应该董事长说了算，董事长是法人代表。柳传志你这样做违反《公司法》”。这是柳传志和倪光南第一次在会上正面冲突，两个副总裁吓得哭了起来……

　　倪光南以前的意见都能通过，那是因为他是通过柳传志来做的，当柳传志不同意的时候，没人能同意他的意见。倪光南突然发现自己什么事也做不了。［12］
　　多年来，倪光南始终是联想制度的一个楷模，他以为联想宽阔而又均匀，可以使自己任意驰骋。他忘记了联想是一个公司，忘记了1994年已经不再是1984年，邓小平南巡都已经两年了，市场经济的提法都甚嚣尘上了。企业家不再是“个体户”，科学家也不再是“神”，他们的位置即使未发生颠倒，也已然不复从前了。
　　柳传志后来说：“倪光南当时有个错误估计，就是认为联想没有他不行。但没有他我也能成，他就开始到院里告我。院里做了一番调查，老倪挨了8棍，我挨2棍，当时我内心实际上是不平衡的。既然调查了我总要有点缺点吧，后来我就说，是不是我个人意见太第一了？其实我一点都不个人意见第一。真到我要动手的时候，他有什么还击能力啊。”

　　　　出局
　　倪光南开始不停地告状。他要坚决和柳传志干到底，要告倒柳传志，只有这样他才可以重新获得扳平比分的机会。他此前对局势的分析出了问题，现在他似乎决心再搏一次。然而，这一次他又输了。他的输导致了他的彻底出局，这是联想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人事风暴，也是最长久的一次，对以后的影响也最深远。
　　柳传志以倪光南的出局确立了自己在联想意识形态的立场，其立场经过综合，则为“贸工技”。实际上这是他将多年经验的扩展之后又延长，以利于联想蓄积与跨国巨头对抗的种种理论与实践的资本。
　　联想有很多信条，既不出于柳传志也不出于李勤，而是出于一种习惯形成的道德约束。柳传志的很多讲话所暗示的意识形态，其根源出于中国典籍中的传统智慧，其谋略的部分一面得益中他的聪明，一面又得益于他的学习能力。正是这些聪明与能力使他挪开了倪光南，开始在早已夯实了的泥土上狂奔。
　　倪光南出局于1995年6月30日上午9时。那一天的中关村科学院南路10号联想集团总部六楼会议室里坐满了200多位联想中层以上干部。他们屏气凝神，忐忑不安。只有少数人知道马上要发生什么事，多数人只是感到气氛不对，又不敢随便乱问。刘韧描述当日场景说：“会议室主席台仅摆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大家全坐在台下，柳传志坐在这边，倪光南坐在那边。”

　　曾茂朝主持会议。他面无表情地走上台说“会议开始”，便将话筒交给了科学院代表李致洁，后者将宣读《关于联想集团领导班子出现分歧的情况通报》：
　　“1994年初，倪光南同志认为联想集团内部管理方面存在问题，提出了关于决策、用人、1993年公司效益滑坡等方面的意见。1994年夏，倪光南同志把公司改变财务总监职务人选的决定，认为是一种对年初提意见人的打击报复，进而对资金运营等问题提出了怀疑……”
　　“今年4月双方在技术中心的管理和运行模式以及其他一些工作安排方面，重又发生分歧，而且趋于公开化。接着，柳传志同志向院说明了他在管理上的原则；倪光南同志也不断向院反映他的意见，逐步升级，又提出了涉及柳传志同志经济方面的重大问题的怀疑，并要求在中层干部会上公开二人的分歧，调整联想的领导班子。在此情况下，柳传志同志向董事会和院领导写了信，向公司级干部写了公开信，表示不能继续与倪光南同志共事。”


曾经局中人：倪光南(5)

　　科学院的《通报》说分歧主要表现在：一、公司怎样进行研究开发？二、研究开发怎样立项？最后由谁拍板？三、资金运行有没有问题？四、内部机构调整。
　　“倪光南认为柳传志做很多事不透明，院里和董事会都不知道，资金运行上、产权关系等经济方面，可能有重大问题……认为今年联想工作会上把‘汉字系统事业部’改名为‘软件事业部’是‘取消汉卡’，是‘打击’他。问题的核心是在研究的战略上谁说了算，柳传志同志在经济方面有没有重大问题。”
　　调查结果显然对倪光南不利，胜利天平更向柳传志倾斜。调查组认为香港联想上市时，用增资的方式提高了北京联想的股份比例、调整了另两方的股份关系的做法不存在问题；大亚湾的资产产权关系是清楚的；联想重大投资决策，都向董事长做了口头汇报，并在总裁室做过商议；“汉字系统事业部”改名不是柳传志提出的，是原汉字系统事业部的负责人和集团办的人……共同提出来的，不存在“打击”的问题；没有发现材料证明柳传志同志存在个人经济问题。

　　柳传志最终赢得了与倪光南的博弈。《通报》确定在公司怎样进行研发和怎样立项方面，不能由科技人员最后说了算，要由企业总负责人根据市场和公司的情况做决策，“柳传志应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
　　“倪光南同志对联想领导层之间在工作上的分歧，简单的归结为柳传志同志个人品质问题所造成，我们认为这种考虑问题的方法是轻率的和不负责任的，在具体的做法上倪光南同志又采取的是一种自己进行调查推论的方法，造成了他所提出的意见，大部分都没有确切的根据，与事实不符……为使联想更好发展，院将对董事会进行调整，加强董事会的工作。”

　　李致洁宣读完毕，李勤旋即宣读了联想“董事会文件”［联董字（95）001号］《关于同意免去倪光南同志总工程师职务的决定》：“鉴于联想集团公司总裁柳传志向董事会提出不再提名倪光南同志担任联想集团公司总工程师职务的报告，经董事会研究，同意免去倪光南同志联想集团公司总工程师职务。”
　　柳传志发言。他从口袋中掏出4页A4打印纸写就的讲稿。那是4页字迹潦草的讲稿，存诸联想档案中的柳传志手稿，那是字迹最潦草的一份，能够看得出其内心复杂缭乱。他在手稿上进行了大量删加，以求使其演讲更加理性而有力。
　　柳传志先感谢科学院调查组为其问题花大量精力和时间进行多方面调查后给其一个清白的结论，表示出现的问题思想起来让人感到“刀剜一样的心痛”。
　　他在手稿中说1994年3月他给倪写了一封长信，建议其珍视总裁室的团结。写那封字迹潦草的信，他花了整整一天一夜。“百感交集，无数的往事涌上心头，以至使我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泪水一次又一次地模糊了我的眼睛。”“在发生今天这一切突变之前，我待老倪一直如良师，如挚友”，“近乎教徒一样的虔诚”。
　　他说起其对倪光南的优抚与尊敬，声称在给倪光南写信前，他不曾在任何一个场合讲过一句对倪光南不满的话；他说起倪光南与周晓兰发生冲突，他硬着心肠谴责周晓兰时，周晓兰两眼含满泪水；他说起倪光南反对设立总工办，他便仓促修改决定收回成命，并将原因揽到自己身上……

　　他在手稿中夸奖倪光南在业务上的过人能力及特殊敏感，恭维其对年轻技术人员从不保守，工作刻苦执著。但他还要苛责倪光南研发观念及粗放式管理。他坦陈自己的可悲之处系高估了与倪光南的关系，不敢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这是我对形成今天这种局面的反思，然而我认为更为主要的原因是倪光南同志内在形成的不惜采用一切手段来证明他的正确的这种可怕的性格。”
　　他说给倪光南的信犹如石沉大海，前后的一个多月之中，他为互相不能理解而痛苦万状。“当用心用自己的一片诚心筑建的东西遭到损坏才会感到痛。”当他逐渐清醒而倪光南又将矛盾升级到对抗性领域，向院领导告状说他在香港联想上市时有意让利给港方，他的痛苦就转成无以名状的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