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7-01-03 09:16:13
　　黄子澄剧照
　　黄子澄戴的官帽，是典型的明代乌纱帽。
　　在明代，不同于之前的汉，唐，宋等汉人王朝。
　　“乌纱帽”这种模式被固化为官员的一种固定行头，民间已经不允许戴乌纱帽了。
　　民间百姓只能戴普通的“幞头”（见本章第二节），或者“巾子”
　　所以，一直到今天，“乌纱帽”都被借用作做官的代称。
　　日期：2017-01-03 09:17:28
　　大侄子的任性（三）
　　在建文一朝的最开始，秀才朝廷的很多举措，获取了朝野上下极大的民意支持，比如废除很多朱元璋制定的严刑峻法，又平反了诸多在洪武一朝的冤假错案。同时，重视科举，广开言路，儒家弟子们获得了空前的政治上的春天。
　　然而，按照个人好恶，以道德楷模的方式来选拔人才，是一种政治上的严重不成熟。政治的另外一层含义就是厚黑和肮脏，一个称职的皇帝在用人方面，一定不是以儒家道德和学术高低作为唯一标准，而是更加看重实际执政中的经验和手段。俗话说，水至清则无鱼，而人至察则无徒。官场也就是治人，要想治人一定不能做政治不粘锅。不接地气的政治家，其实就是空想家。比如建文帝所信赖的方孝孺，曾经撰写有很多抒发政治理想的书和文章，可谓著作等身。然而，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固然很高，但其中体现的施政内容却缺乏最基本的实践考验而流于空谈。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以建文帝为核心的中央政府遇到复杂的政治局面或者遇到更加强硬的政治对手的时候，就会难免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建文帝有理说不清的第一件事，就是削藩。
　　日期：2017-01-04 08:58:46
　　大侄子的任性（四）
　　削藩的动因，是建文帝看到各路藩王渐渐势大，怕自己的叔叔们尾大不掉。比如前文所讲的宁王朱权，这个时候甚至已经把标配的“三护卫”，扩展到了“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明史.卷一百一十七，列传第五》）。而削藩的直接动因则是来源于齐泰，黄子澄的战略分析，他们引用了西汉“七国之乱”和西晋“八王之乱”的旧事启发建文帝，希望建文帝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限制藩王权力。建文帝最终听从了这两位智囊的建议，正式启动削藩。

　　应该讲，站在建文帝的角度，削藩的决策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削藩的方式选择却严重错误。
　　日期：2017-01-04 09:10:54
　　大侄子的任性（五）
　　第一，削藩的时机选择过于急迫。年轻的建文帝刚刚登上帝位，他迫切需要的是站稳脚跟，控制局面，进而取得满朝文武大臣更深的信任和效忠。往往一个心狠手辣的政客上台，不管前朝的大臣是否怀有二心，都一定会重新洗牌，将中央各部委以及地方上的军政要员，逐步替换成自己信任的人。然而这种人事调整，往往需要至少几年时间的磨合。就像煲汤一样，要掌握火候和时机，如果时机不到，则很容易生变。很遗憾，建文帝只等了几个月，没等自己全面掌控政局，就迫不及待表达了削藩的意愿；

　　第二，削藩的顺序选择错误。当时的齐泰和黄子澄关于削藩顺序，曾经有过一番争论。齐泰的意见是从诸王中最强的燕王朱棣下手，然后再去收拾其他相对弱一些的藩王。理由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但年轻的皇帝经过反复考虑，最后采用的是黄子澄的意见，从柿子里面最软的开始捏起，最后再动实力最强的燕王。不过，建文帝忽略了一点——如果从最弱的藩王开始实施削藩，那么就一定会打草惊蛇，结果只能使燕王朱棣提高戒备，从而争取到更多的时间来做好抵抗的准备；

　　第三，削藩的B计划准备不足。削藩无非几种方式，要么和平解除兵权，要么朝廷派兵抓捕，最坏的一种结局就是开战。总之就是先礼后兵，但不管是礼还是兵，都需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上中下三策都要做好行动预案，以防不测。然而，从事结果分析来看，建文帝根本没有做好认真的战争准备。换句话讲，建文帝可能从心理上，并没有做好叔侄反目，兵戎相见的最坏打算。
　　日期：2017-01-04 09:15:50
　　大侄子的任性（六）
　　其实，退一步讲，建文帝的这一切，又都不算错。因为朱允炆不是朱元璋，他的执政理念里面，压根就没有祖父那样狠辣的手段，反而充斥了更多的儒家“以德治国”的仁政思想。不过无论如何，削藩的动议一旦通过，“秀才朝廷”就已经身不由己，走上了一条只许胜不许败的不归路。

　　从公元1398年七月开始，建文帝由弱及强，先后废掉了周王，齐王，湘王，代王，岷王等五位亲王。秀才朝廷到底是经验不足，首轮削藩期间，发生了很多令人遗憾的事情，让其他的藩王感到唇亡齿寒。比如湘王朱柏，就因不堪受辱，从而点火自焚。
　　侄子建文帝的任性之举，给各地的藩王们，带来非常大的震动。
　　比如，很早就怀有异心的燕王朱棣。
　　日期：2017-01-05 08:52:43
　　四叔吊孝（一）

　　朱棣，是一个极端现实主义者。
　　朱棣做每一步的决策都有强烈的目的性，任何徒劳无益的事情，有名无实的事情，在朱棣看来都是浪费时间�6�1。朱元璋所有的二十五个儿子里面，朱棣是最像他父亲的一个。朱元璋本人曾经给朱棣一个简单而清晰的评语——“棣儿类我”（明.鲁思俊.《西子丛话》）。正因为如此，作为当时朱元璋在世的最年长的一个儿子，朱棣本人对于侄子的即位，最开始确实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不过那个时候的朱棣，并没有什么造反的直接动因。如果权衡利弊的话，甘于放弃北平逍遥的燕王身份，而去赌一场以一隅对抗全国的造反，这件事情在朱棣眼中太不划算。

　　去世，在朱棣看来，他是最应该去吊唁的那个皇子。当然，我们今天来分析朱棣当时的动机，多半还是要去探听新皇帝的虚实。但以情来讲，自十八年前就藩以来，自己远在北平而基本上再没有尽过孝道。去世，他冥冥之中也希望能够见父亲最后一面；以理来讲，自己是朱元璋所有在世的儿子中的最长者，类似涉及祖宗礼法的事情，按照惯例一般是由朱棣出面。不过，这个最简单的要求，被刚刚即位的朱允炆严词拒绝，甚至在自己的四叔走到半路的时候，朱允炆派人去挡住朱棣的车马，搬出遗诏来进行劝离工作。朱允炆的选择，或许确实是源自于临终前的安排，当然这同时也表达了新皇帝的一种态度——从现在开始，无论京城发生何种变故，都属于皇帝的家事，跟外地的藩王没关系。皇帝让你参加，那是你的荣幸；皇帝不让你参加，是因为按照《皇明祖训》，藩王就应该恪尽职守地在属地就藩，没有发生外敌入侵或者皇帝允准进京，不能过问朝廷内政。

　　简而言之，朱允炆要用这件事情来给自己立威。但这次不了了之的奔丧事件，则让朱棣心生愤恨，叔侄二人从此结下了解不开的梁子。
　　日期：2017-01-05 09:11:19
　　四叔吊孝（二）
　　不过我们假设，这件事情换成朱元璋甚至是朱棣来处理，恐怕会完全是另外一套方案：要么索性，效法当年的隋文帝杨坚，搞一出翻版的“五王进京”（见本文第一章第三节）。让所有的叔叔都来吊唁，并趁机一网打尽，一了百了；要么索性，效法当年的唐太宗李世民，采取缓兵之计，暂时稳住并麻痹自己的四叔。等朱棣完全丧失警惕的时候，再突然摊牌杀个片甲不留。不得不说，这件事情上，朱允炆的书呆子式理想主义者价值观，体现的淋漓尽致，而可怕的是，这种理想主义者气质，在接下来的一系列的叔侄交锋中，又不止一次地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