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7-4-2　9:36:43
　　【一九八】千年一遇低税制
　　颍阴侯骑贾山上书言治乱之道曰：“……陛下即位，亲自勉以厚天下，节用爱民，平狱缓刑；天下莫不说喜。……”上嘉纳其言。
　　上每朝，郎、从官上书疏，未尝不止辇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尝不称善。……
　　贾谊说上曰：“《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
　　上感谊言，春，正月，丁亥，诏开藉田，上亲耕以率天下之民。
　　三月，有司请立皇子为诸侯王。诏先立赵幽王少子辟强为河间王，硃虚侯章为城阳王，东牟侯兴居为济北王；然后立皇子武为代王，参为太原王，揖为梁王。
　　五月，诏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
　　九月，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　太宗孝文皇帝二年 （公元前178年）
　　先说几名题外话，通鉴读到此处，有一变。何变？由此之前，从三国分晋到刘汉甫立，动乱之季也，如功夫片，打得热闹，说起来也逸兴湍飞。至此而后，天下大一统，治于一也，虽有内斗，亦文斗矣，打开通鉴，动辄连篇累牍，前贤之宏论也，如政论片，虽然不乏精彩，但终究沉闷，是为变也。锐圆哥哥只能以己昏昏胡说八道，望各位看官春困之余，一起昏天黑地话说天下。
　　“叭！”（惊堂木的拟音效果）咱们接着说那稀缺如大熊猫的文景之治。
　　天下既定，知识分子就不安分起来了。
　　从司马光精心挑选的奏章里面，我们看到了当时的政治社会形态。
　　文臣们的奏章谏议归纳一下，透出了文帝时代的很多信息。
　　一、文帝确有许多善政。如节用爱民，平狱缓刑，这是对秦帝国的彻底的拨乱反正。还有就是鼓励言论自由，当然是在体制内的自由，何况那时也没有媒体。文帝二年，再除妖言令，吕后时，已经废除过一次，不知为什么到了文帝，还要再来一次。可见好的政策需要三令五申才能落实。
　　挟书令、妖言令是秦苛法，读书说话都有罪，把老百姓当成驴子和猪猡，干活的时候是驴，不干活的时候是猪，要知道，人追求自由是天性，即使把人当猪来对待，想尽一切办法让人异化成猪，但也会出现特立独行的猪。
　　二、文帝继续刘邦、吕后的一贯政策，发展经济，鼓励农桑。
　　贾谊一不小心暴露了大汉帝国建国四十年的伟大成就：“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
　　在《汉书/食货志》里，这样记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人，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漕转关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
　　刘邦允许老百姓卖儿卖女，都被当成善举载之史册，民穷如此，国家也够呛，天子的专车配不齐一个色马，萧何、张良之属，上朝得坐牛车，舒适度肯定连“麻木”（一种摩托三轮）都比不上。
　　轻税赋是最最值得称道的仁政。刘邦时期，十五税一，到了文帝二年，税率再减半，那就是三十税一，3.33%的税率。
　　低税率，是政府“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重要标志。是不是“四有”新政府，看这个指标就行了。——把邓公“四有新人”的标准移来衡量政府，是很创意的哦。
　　最近，收入十二万报税是个热闹话题，《南方都市报》刊登一篇评论说，《无代表不纳税》（http://1home.hainan.net/publicforum/Content/free/1/879504.shtml）意思是没有议员的选举权，就可以不纳税，因为税款是用来让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没有监督的权利就没有纳税义务。还有一篇文章《纳税人为何无权决定公务员的福利?》（http://post.baidu.com/f?kz=169829959）也是这个意思。
　　无代表不纳税，是英国光荣革命时期确立的一条基本国策，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兰联合王国的基本国策，不是咱的。南都报的评论都是拿洋人的规矩说事，那是公民社会的事，这个咱不能接受他们的蛊惑。咱们讲述的是中国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咱老百姓啊今呀么今儿个真高兴，三十税一，即使没有什么权利，全部是义务，义务这么少，老百姓也是千年一遇。
　　文帝二年，分封诸子及诸吕党有功的刘章、刘兴居为王。诸王中，应该是赵王、梁王最肥，本来是要把这两个地方封给齐王的儿子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哥俩，“始大臣诛吕氏时，硃虚侯功尤大，许尽以赵地王硃虚侯，尽以梁地王东牟侯。及孝文帝立，闻硃虚、东牟之初欲立齐王，故绌其功。”文帝大算盘打得好，小算盘也打得不错。
　　【以上锐圆读《资治通鉴》卷第十三完毕。】

日期：2007-4-2　20:46:57
　　【以下锐圆读《资治通鉴》卷第十四】
　　【一九九】君权亦作军权解
　　（太宗孝文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
　　诏曰：“前遣列侯之国，或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
　　十二月，免丞相勃，遣就国。乙亥，以太尉灌婴为丞相；罢太尉官，属丞相。
　　夏，四月，城阳景王章薨。
　　——《资治通鉴》卷第十四 汉纪六
　　文帝抓纲治国，三年初有成效，首先是权力基础已经相当巩固，重大的人事任免皆出于圣心，不麻烦旁人了。陈平去世后，周勃复为丞相，转眼之间，丞相就做不成了，理由相当地冠冕堂皇：中央统一下命令，让“列侯之国”，就是凡有封国的王侯，都得到封国去，周勃不是绛侯么？命令一下，也得下放。老周的封地在河东绛县，应该就是今天的山西省新绛县，这个地方俺去过，在侯马市以西，产麦子。
　　周勃的丞相职位由灌婴继任，灌婴也是侯爵，为什么不之国？皇家的规矩就是这样，看人下菜，因人而定。灌婴在诛吕党时也有功劳，他的功劳就是消极怠工，左右观望。
　　在这期间，文帝对国家军事管理体制做了一些改革：一：“罢卫将军军，”（把国家的常规军事力量从长安撤出）。二、“罢太尉官，属丞相。”把太尉的职权也就是统帅军队的权力全部归于丞相，合将与相而一之。
　　“文帝罢卫将军军，不欲使兵之宂集于京师也；罢太尉官属丞相，不欲兵柄轻有属也；合将与相而一之，故匈奴侵上郡而灌婴以丞相出将。以是为三代文武同涂之遗制与！抑论之：罢卫军，罢太尉，未尝不宜也。天子者，不待拥兵以为威；假待之以为威，则固不可更授其制于一人。乃若合将相于一，而即相以将，则固不可。灌婴者，可将者也，非可相者也；其可相者，则又非可将者也。故三代之制，不可行于后世者有二：农不可兵，兵不可农；相不可将，将不可相也。”（王夫子《读通鉴论》）
　　文帝罢卫将军军，把国家的机动部队从首都撤出，这是一个有利于政权稳定的措施。而让将相合一单从管理上看有些倒退：一是分工不细，上三代“文武同涂”是因为那个时候更接近原始社会，不要说文武同途，一个氏族族长把所有事务权力集于一身也未尝不可。第二，相权太重，行政军事权力集于一身，有利于兹生权臣。不过，反过来看，文帝此时对大局的控制已经有相当的自信，否则不会这么做的。
　　从历史上看，相兼将与将兼相，情况还是有不同。而其中，相的出身资历也很重要。
　　宰相兼有军权，宰相如果是德高望众，尤其是参加过战争，做过参谋一类的工作，这种模式，军队的稳定性和忠诚度都能受到控制。比如诸葛亮，比如我朝的周恩来和邓小平，周在林彪事件之后甚至之前，就是军政一把抓，邓小平复出后，以副总经理兼总参谋长，也是军政一把抓。盖因周和邓在军中资历威望都非常之高，即使不任军职，也能影响甚至节制三军。文革中，周恩来地位稳固，多半是在军中有影响力，这一点。连林彪都知道。林彪事件前后，毛泽东提出“还我长城”，其实长城只有一小段在林彪手里，多半在周的手中。周的资历绝对完美，八一起义是周的领导，第一元帅朱德是周介绍入党，法定接班人林彪是自己的学生，在职务上，林最有实权的职务国防部长，又受制于总理，（文革中，林周互为上级，也是一奇。）其余元帅，都以周为革命老大哥，至于黄吴李邱，在周面前亦毕恭毕敬，不敢造次。
　　宰相对军队有非比寻常的影响力和节制能力，又不亲掌军权，这样的结构对于皇帝来说，应该是最为理想。
　　为了防止军队谋反，除了皇帝亲自掌控军队以外，也想到了通过宰相和行政制度节制军权。如宋代，枢密院掌军权，但受宰相节制，明代亦然，在外带兵的督军，一般都领兵部尚书衔，名义上也受内阁的节制。一般而言，相权如能对军权有效控制，虽然军事政变的危险降低了，但也往往会军力不振，武官的身份地位低于同品衔的文官，我们常说，县团级，县团为一级，但在文治时代，团长不及县长远矣。
　　开国之初或动乱时代，军人入相，也为常事。我们熟悉的曹操同学，掌控三军，但在朝廷的最高的正式职务是丞相。遇到这样的丞相，皇帝的工作就绝对简单了，已然被架空了，身在高处，只要不晕眩就行。
　　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老人家还说：“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读中国历史，要把这两句话时时记起。对于皇帝们来说，没有朕的军队，便没有朕的一切，君权的基础是军权。
　　所以，我们在读通鉴时，要特别关注、琢磨军队是如何形成、如何控制以及如何影响历史进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