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03年，魏、赵、韩三家分晋，至魏惠王继位初年，历经30年以上的开拓与积储，魏国形势一片大好，国势蒸蒸日上，成为当时中原版图中首屈一指的国家。魏国的睥睨群雄与霸气外泄是可得想见的，比如魏武侯就粗声粗气地干预了“田代齐姜”这一历史事件。周安王作为天下的共主，天上的代表，一声不敢吭，致此威风越发扫地。因此，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要以三家分晋作为战国的开端，他指责周威烈王是自坏规矩，自毁长城。三家闹着要分家那是三家的事，你作为最后的仲裁者，手握权衡，却让三家的“非礼”要求梦想成真，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及至魏惠王，似乎是贫穷落后的秦国已引不起魏国的兴趣，他雄心万丈地决意逐鹿中原。这个意外的出现让秦国且惊且喜，于是抓紧机会该竭肩的竭肩，该喘息的喘息。后来魏惠王吃了急功近利的亏，遭遇诸侯国配合默契地联合绞杀，从此一蹶不振，那是后来的事，正如秦国成功地闷声发大财，亦属后来一样。

　　日期：2014-08-23 01:21:00
　　【连载二】
　　根据公开的文献资料表明，魏惠王出生于公元前400年，公孙鞅出生于公元前395年，基本属于同一年龄层面，虽然分属不同的二个世界。针对魏惠王不知收敛的狂妄，在群策群力予以阻击的过程中，有一记重拳就来自商鞅，收复军事要地——西河，而后大踏步向魏国腹地推进，一度占领魏国故都安邑，陷魏惠王于背复受敌之险境。这样历害的商鞅却曾是魏惠王相当不看好的人。德高望重的公叔痤在死前警告过，要小心同样是年轻气盛的商鞅。面对要死的公叔痤，魏惠王不好驳回，遂不置可否。可是一转身出了他家的门，便忍不住对扈从人员说：

　　“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

　　“悖”的本义是：违反，违背。这里的意思是作为引申义的荒谬。根据这个分析，魏惠王的话可作如下翻译：
　　公叔病得不轻，可怜啊！他要寡人举国听从公孙鞅，岂不是很荒谬！
　　《史记》在叙述这个故事时颇富文学色彩，有剧情，有冲突，有曲折。公叔痤先是公而忘私，给了魏惠王以极腑肺的建议，而后颇人情味地告诉公孙鞅，快跑否则不妙。面对公叔痤遗嘱似地坦诚，商鞅笑不出来，但话说得很明白：
　　“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
　　大王既不听您的话任用我，又安肯听您的话而杀我呢？

　　《史记》似乎在指责魏惠王有眼无珠，不识人间真英雄，结果吃亏了吧。实际上，在魏国当时的大环境下，魏惠王确实没办法开口用他，因为这是违反奖励军功这一国策的：
　　魏文侯、武侯时期，有《宪令》行世。魏国“从宪令行之时，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诛，强匡天下，威行四邻”。魏惠王时又有《大府之宪》，分篇名编纂，收藏于大府之中[1]。
　　商鞅的“噩梦”是碰到了当时极具战略眼光的制度性建设，魏惠王拿捏着这个制度，无功自然不得封赏。而他千里条条从卫国来到魏国谋求发展，一心想的是剑走偏锋，意外地崛起，猛然地出人头地，就如锥置囊中一样。不想公叔痤的推荐竟如泥牛入海，这让他大失所望。摆在面前的只有二条路，要么老老实实从具体工作做起，要么回老家种地去，此外别无捷径可寻。虽然，从他的话中大体可以推测出，商鞅一时半会还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毕竟在当时的视野里，还没有哪个国家能超越魏国而给他提供更合适的土壤，除非出现意外。

　　公元前361年这一季，同样噩梦缠身的还有秦孝公。仰望星空之上，繁星点点，是那样的秘密、孤傲、居高临下与充满暇想的完美，可是谁又能体谅闪烁之后的碧海青天，就那么脚不沾地地悬着，不免令人担心。那时秦孝公的处境就是这样。百姓眼里他是高高在上的王，王的宝座还未捂热，驻扎在西河一线的魏军之喊打喊杀就隐约传来。就算在警戒森严的王宫中就寝，他也得把佩剑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并且让另一只眼睛睁着，因为强悍的公族随时可以联手粉碎屁股底下貌似神圣的王座。

　　在秦孝公之前的八位国君的历史记载中，出现了十个庶长，其中有五人主导了五位国君的废立[2]，这个数字的可怕之处在于，作为臣属的庶长只手就可以决定作为一国之主的国君之去留，国君有何体面可言？换言之，这一时期的秦国，政局复杂而乱象丛生，把持中央朝政的竟是宗室而不是君主，就连王位继承这样的根本性问题，也不是国君能说得算的。这是因为庶长一职在秦国官气赫赫，“文武兼慑，总领朝政”，并且为公族所把持的缘故。厉公以后，迄乎孝公，八世秦君，“无虑皆为贵族所立所废，君权脆弱可知矣”[3]。因此，孝公继位之初才战战兢兢地说：

　　“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
　　严耕望释义说：所谓“内忧”、“不宁”，自指内政人事有摩擦而言[4]。秦孝公必要先放心自己的生存才能宽心考虑国家的生存，他想到了一位有如明月般高明的祖先。秦穆公大家是知道的，其所开创的盛大之基业，归根结底，功在客卿：相辅有百里奚、蹇叔、由余，将帅有孟明视、西乞术。百里奚是虞国人，人称五羖大夫的便是，大将孟明视是他的儿子。蹇叔是宋国人。秦穆公太爱由余这个人了，便巧施妙计从西戎手中明抢了来。西乞术亦非秦人。这几个人在秦穆公时期的历史作用是：资用强国。意思是巧借正能量而实现富国强兵。这在秦孝公的眼里太具有诱惑力了，其耀眼的光芒仿如晴天霹雳，给他指明了一条活路。倘若亦如此地以卓越的客卿为爪牙，听他由他，又指哪打哪，以来匡扶君室，稀释公族，岂非妙哉？这着实值得一试。于是，秦孝公作出承诺：

　　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宾客和群臣中有谁能提出高明的计策，使秦国强大起来，我将让他做高官，分封给他土地。

　　机遇只留给有准备的人，商鞅需要的是剑走偏锋，而秦孝公给出的偏偏就是棋行险着——需要明确的是，截至目前，秦孝公并无别的有效的正着可使。先宾客而后群臣，这个微妙的变化，商鞅懂得。于是他热血沸腾地上路了，腋下一把雨伞，囊中一册《法纪》。
　　一定不止一个人听到这个消息，也一定不止一个人大踏步西去，但最终只有商鞅开创了一个时代。
　　日期：2014-08-23 09:07:38
　　【连载三】
　　2.商鞅出现的面目

　　商鞅叫板朝中二老甘龙、杜挚，可以说是意识形态上的一场对决。秦孝公、商鞅可与二老坐下来谈，说明秦孝公并不把后者当阶级敌人看。而二老如瓦蓝的天空下一览无余的疑虑，其实代表的就是当时秦国社会的基本面。于是而在这一刻，秦孝公和商鞅算是一卵双生的共同体了，荣而俱荣，辱而俱辱。别无选择。当商鞅初始的表现并不能令秦孝公十分满意时，秦孝公才会以那样恶劣的态度对待引荐商鞅的景监。二老劝告君位尚不稳固的秦孝公和新近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商鞅，话说得很委婉，但内涵丰富。下面是他们的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