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07-30 12:47:46
　　重视教育
　　观俞大猷一生，尤其重视教育。这不仅体现了大猷不凡的见识，也是大猷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
　　人类具有生物性和社会性双重属性。教育是人类文明得以薪火相传的重要方式，是人类社会生产经验得以继承发扬的关键环节，是培养新生代从事社会生活的过程。它可以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是一个民族得以智慧、富足、强大的根本。

　　“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许慎《说文解字》）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上》）
　　大猷终身不渝地坚持教育。
　　“嘉靖十四年，武会试，除千户，守御金门。军民嚣讼难治，大猷导以礼让，讼为衰止。”（《明史?俞大猷传》）
　　嘉靖二十三年，“莅武平，作读易轩，与诸生为文会，而日教武士击剑”（《明史?俞大猷传》）“有荆楚剑法以教士卒，有诗书礼乐以育英才。有圣训规条以帅父老子弟行乡约。乃今甲胄之士，人人公侯心，而白皙青衿，间亦崭然露头角。公之教也，斯不亦湛思汪想，足鼓人心乎？”（《都督俞公生祠记》）。
　　“嘉靖二十六年，新兴、恩平峒贼谭元清等屡叛，总督欧阳必进以属大猷。乃令良民自为守，而亲率数人遍诣贼峒，晓以祸福，且教之击剑”（《明史?俞大猷传》），和农耕生产。
　　嘉靖二十九年，黎族叛乱平息后，大猷让黎族自己管理自己，设州县、任贤吏、兴学校、设市场、通往来，“严禁童女不得如前被发文身，男人务著衣衫……各村黎童之幼小者，设社学以教之，使其能言识字”（《正气堂集?卷3?<交黎图说?处黎>》）并教导黎族农业和种桑养蚕。
　　谭纶受命台州知府，募乡兵千人，俞大猷“教以荆楚剑法及方圆行阵”，遂成劲旅。大猷之荆楚剑法传人多矣，这只是一个典型案例罢了。
　　嘉靖三十九年，平张琏。大猷议设平远县。“大布阳春之泽”（《正气堂集?卷13?请散兵》）“诚其议尽行则岭表戍兵虽尽撤可也”。 （《征蛮将军都督俞公功行纪》）

　　嘉靖四十年，俞大猷带少林宗擎、普从二僧随其南行，让其“出入营阵之间”，教给少林真诀和《剑经》。
　　......
　　日期：2014-07-30 12:55:43
　　对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的评论：
　　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然而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圣人复起而不易吾言，可预信于今日也。（顾炎武致黄宗羲信，《南雷文定》附录卷）
　　卢骚《民约论》出世前之数十年，有这等议论，不能不算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像这类话，的确含有民主主义的精神（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日期：2014-07-31 11:19:04
　　发展与辩证的观点
　　大猷一生，所师所学，《易》也。《易》是我国儒家和道家唯一一部共同的经典。
　　盖世间唯变不变，正是易经的精髓。因此，大猷的发展与辩证的观点，其来有自。
　　这个问题，我将在下一章详细讨论。

　　日期：2014-08-01 23:02:43
　　③人生
　　人生观
　　为什么俞大猷在不断的打击下能够坚持理想？
　　为什么俞大猷在被冤诬的时候不愿意辩解？
　　为什么俞大猷能够自动干预世事？
　　为什么俞大猷能够准确的预测未来？

　　嘉靖十八年，大猷上《上佥宪伍山陈公条陈用兵二弊二便书》，指出用兵二弊二便：“其弊有二：上不能用将，将不能用兵是也。”提出了选将需慎择专责及练兵、纪律、赏罚、官兵一心、勇怯诸事的措置方法；“抑又有二便也。其一曰：委任当极其至也……其一曰：赏费当有所取足也。”提出信任、赏罚、后勤、抚恤等事的措置方法。最后断言：“倘蒙见采，鉴其二弊，以行其二便，夫何疑一方之寇盗乎？今日举行，成功已定。……失今不治，养成闽广之患，积数十年，国家东南之祸，不知其所终也。”其后的嘉靖大倭患，完全印证了大猷的预见！

　　嘉靖二十八年，大猷讨安南，“公出师时，廉州守出劳公曰：‘即如将军计，当以何日竣事？’公笑曰：‘后四十日，当复与公相聚于此耳。’即是果然。”（《征蛮将军都督虚江俞公功行纪》）
　　嘉靖三十一年，大猷刚到平倭前线，马上就向王忬（1507－1560，字民应，号思质，江苏太仓人，王世贞之父。时巡视浙闽，旋进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旋加兵部右侍郎、蓟辽总督。积怨严嵩，下狱，斩。）提出了海战为先，海、港、河、陆多层次的纵深战略。王忬采纳了大猷的方略，在福建制船、募兵，“入海击之，斩俘数千”。可惜大猷的规划尚未实现，王忬很快调走，其继任者都不能完全采纳大猷的建议。但是，平倭的实际进程却步步印证了大猷的方略的正确性。

　　隆庆二年，张瀚讨曾一本，问计于大猷。大猷言：“需造舟募兵于闽”。瀚及诸司嫌迟久，大猷作《拙速解》，瀚不能用。大造舟广城下。大猷言：“广省城外即海，不似闽港纡深，贼来歘忽耳，倏入一炬奈何？”瀚又不然其说。后来曾一本果然将所造之舟焚之一炬。“瀚及诸司悔，复问计。大猷曰：‘计在始议。’诸公曰：‘闽舟成。贼遁奈何？’大猷曰：‘其势臃肿，将安所遁？’明年舟成，遇贼漳、潮，旬日三捷，生擒一本。”（《名山藏?俞大猷传》）

　　大猷料敌如神，上面不过略举数例而已。而且我在前文已经讲到，大猷只要力所能及，均会主动击倭，即使不在他的职责范围之内。而且他的战功被别人剽窃或者受到冤诬，他也懒得辩解。
　　无论是受表彰还是被冤诬，都不会影响他继续全力平倭，护国保民。不妨与戚继光做一比较：
　　前文讲到，大猷受到打击依然顽强平倭，从来没有怨言，体现的是他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戚继光受到打击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呢？万历十一年，戚继光调广东都督南粤军事。赋诗《在告暂憩小金山》云：“风尘久矣迷真觉，苦海何缘悟性空……粤路险巇君莫问，天街更有路多岐……君恩自是优功狗，世事浑如看纸鸢。”（戚继光《横槊稿?上》）及《移镇广东述》：“人间苦海波尤沸，天上春风只自偏。”《寄都塞上诸知己》：“身入玉门犹是梦，复从天末出梅关……共讶皇恩偏海峤，岭头十月气氤氲。”可谓牢骚满腹、凄苦低迷。

　　那么在得意的时候又如何呢？恰好有一件事，可以看出二人不同的人生态度：嘉靖四十二年平海卫大捷，大猷作《俞大猷兴化平倭崖记》：“明嘉靖癸亥岁季春，钦差镇守福建、南赣、惠潮兼郴桂、南韶地方都督俞大猷，提兵往兴化剿陷城倭寇。岁次竣事班师，偕友人游诣洞。”大猷这方崖记，对自己立大功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只字不提，对兴化平倭战役胜利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也只字不提，仅提到“竣事班师”而已。 戚继光呢？“四十一年，横屿、牛田捷，继光至福州饮，至勒石平远台。”（《明史?戚继光传》）（注：戚继光的这个动作，可不止这一次。）“士夫郊迎十里，接于熙宁桥，旗彩花币填衢。”“‘古人以功显，务旌其伐，铭诸名山。将军功高不伐，不可以无述也。’汪公乃撰《勒功铭》，镌石于平远台。”可是第二天部队居然哗变：“时泉惠有山寇三千余人，王公欲乘胜兵而南下。……比入场，聚哗不成节制，谕之百方，徒面从耳。”戚继光无奈装病，后经监军调解，“于是官目复加怀畏而骄气少戢，然南行之令亦不可再下矣。”（《戚少保年谱耆编》）

　　戚继光与俞大猷的差距，不仅是水平的差距，更是人生境界的差距。再说得准确一点，他们的人生观就不同。
　　戚继光有名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戚继光《横槊稿?上?韬铃深处》）而其《凯歌》则曰：“杀尽倭奴兮觅个封侯。”（戚继光《横槊稿?上》）其实，戚继光是很希望千古留名的。“勿以余词空慷慨，千秋姓字期留芳。”（戚继光《横槊稿?上?蓟门述》）同时也很向往封侯拜相。既崇尚虚名，又追逐利益，而且常有见义忘利之举，其节操根本不能与俞大猷相比。
　　我们知道，俞大猷一生以古贤豪自期， “猷与斯世之人何争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马牛相呼，随应之而已。是猷也，猷与斯世之人何争哉？”他要争的是什么？“与苏子卿争节义，与诸葛公争精诚，与狄梁公争妙用，与郭令公争勋业，与岳穆武争忠贞。”连“孙膑、吴起、管仲、乐毅，权谋术数之流，敢肆侵凌则不与之较”， 又怎么会计较一时的得失？更不可能在乎那些蝇营狗苟之徒。所以，大猷在被冤诬的时候不愿意辩解；在不断的打击下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能够自动干预世事，能够准确预测未来，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士志于道，力到功深。华去实存，不知天地之为大，死生之为变，而况进退、与夺、崇卑、贵贱之间哉！猷向未闻道，窃有志焉，顾其浩然自得之真，每得于师友讲习之余。其视千古之前，千古之后，一切兴衰成败之迹，亦已洞然矣。宁以人爵崇卑少介于中而自贬其所谓天爵哉。”（《正气堂集?卷15?谢吴公奏转广西总兵》）
　　大猷精神境界的高邈，胸襟的开阔，眼界的深邃，决定了他不凡的成就，那里是沽名钓誉之辈弄弄小动作能够达到的呢？
　　400年后的今天，又有多少人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