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都知道，古代一个国家的版图大小，受限制于交通、通讯等因素，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大。朱元璋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皇明祖训﹒首章》）所以，“本朝的士兵越海进攻日本”倒是不合乎逻辑的。
　　朱元璋不仅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不仅不征讨邻国，也不干涉其内政。洪武年间，朝鲜、安南乱政，大明皆未予以干涉。大明还积极化解邻国之间的矛盾。安南与占城之间的战争以及琉球与山南、中山之间的战争，大明都进行了调解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　“根据夸大了的描写，他所用的镔铁大刀重120斤，可以在马上‘轮转如飞’。”

　　古代的武将使用的兵器比较沉重，是有道理的。中国的功夫，历代记述浩如烟海，气功的记述可以一直追踪到战国时代。一个硬气功的习练者，加上护身的铠甲，具有相当的抗击打能力。但是，当兵器重量达到一定的程度，这些防御措施就会失效。在冷兵器时代，沉重的兵器加上舞动的惯性，具有当者披靡的恐怖威力。
　　有人统计，中国在封建时代2000年的历史中，平均每4年就有一场战争（未经验算）。将领们选择使用重兵器，其实也是残酷的战争经验的总结。所以关羽的青龙偃月刀重达63斤，岳云的铁椎重达70斤。
　　重兵器的缺点是因为惯性，初速度慢，但启动时间不会大于接敌时间。将领在大刀、长枪、铁椎等重兵器之外，往往还配有剑、匕之类的短兵器。重兵器多用在战阵上，很多大将，平时重兵器甚至交由手下管理。猝发的肉搏，往往使用短兵器。
　　使用重兵器的人，要么天生神力，要么习练大力功法，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再则，古代的生产力远远落后于现代，我们现在出门有汽车，耕地有机器，使用体力的强度越来越小，可是古代却到处是体力活，根据“有普及才有提高”和“用进废退”的道理，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更容易出现“陆行不避豺虎，水行不避蛟龙”的力士，应该不难理解。（当然由于医疗技术的落后、以及战乱等诸多因素，古人的平均寿命低于现代。又由于古代接触的抗生素、辐射、化肥、农药等有害物质少，古人的健康状态反而不比现在差。这些矛盾的因素，不能片面地加以对待）。

　　我在18-35岁期间，也常常锻炼身体。可以做到双手同时平举各38斤的石锁10分钟。崇祯四年武举王来聘、徐彦琦皆能够自如运用百斤重的大刀。将门世家的刘綎，被称作“跨灶之儿”，能用120斤的大刀，我不认为有什么夸大之处。
　　*　“武生的考试又重在刀枪弓马的是否娴熟，由文官主持的笔试，其要求不过是粗通文字而从未涉及军事科学。各处所开办的‘武学’，也以儒家经典作为主要的讲授内容，其教学进度，以‘每日总授不过二百字’为原则……用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高级将领，几乎很少有人具备运筹帷幄的谋略。”
　　武举考试自公元702年，唐朝武则天开始“诏天下诸州宣教武艺”。由兵部主持。名将郭子仪即为武举。到宋朝，武举制度臻于完整，确定了外场考武艺、内场考策论的程序和三场考试的制度。
　　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下令设文武科取士：“应武举者，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俱求实效，不尚虚文。”（《明太祖实录﹒卷22》）宪宗即位伊始，便于十月批准公布了明朝第一部《武举法》，天顺八年也就成为明朝武举的起始年。武举每三年一试，乡试于八月初九初试，十二二试，十五三试，会试在次年二月，依然初九、十二、十五日初二三试。（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初试考策试3题，军事策略考试题2道，《四书》考试题1道。初试不合格不能参加武试。武试考“马上箭”，以35步为则，9箭至少需中3箭；“步下箭”以80步为则，9箭至少需中5箭，为合格。

　　终有明一朝，武举制度基本上一直保持下来。俞大猷就是会试第5名。其策论即著名的《安国全军之道》第一问、第二问（载《正气堂集﹒卷1》）。据说，戚继光也取得了会试的资格，不过无法考证。嘉靖三十五年绣溪桥之战牺牲的名将宗礼、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在宁波普陀之战牺牲的火斌，也是武举。
　　顺便再说两件趣事：崇祯四年，参加武举考试的人之中，只有王来聘、徐彦琦能够自如运用百斤的大刀，放榜后徐彦琦榜上无名，舆论大哗，崇祯亲自查处了一大批官员，重试，王来聘获状元，立授副总兵。名将熊廷弼开始是习武，获乡试第一，后弃武从文，又获乡试第一，朝廷表彰说：“三元天下有，两解世间无。”的确是独一无二。
　　大明朝自建文四年（1403年），置京卫武学，成祖罢，英宗正统四年（1461年）“诏天下卫所皆立学”。六年，开设京卫武学，立学规。七年，设南京卫武学。教习的对象主要是军户的少年；教习的内容是：《小学》、《论语》、《孟子》、《大学》（文化类）选一；《武经七书》、《百将传》（军事类）选一。“每日总授200字，有志者不拘。”不要小看每日200字，要弄清楚200字的古文，做到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并不容易。（清朝沿袭了明朝的武举制度，但是未开武学）　

　　待续

　　日期：2014-07-06 23:30:02
　　*　“这些冒险家所使用的船只，最大的长达100尺，宽达30尺，船壳厚达7寸，超过了中国战舰的规模……这些海寇乘坐可以装载百人左右的船只登陆。”
　　终大明一朝，其舰船制造技术领先于全世界。我在前文即已讲到，朱元璋的水军，大舰“高数丈……上下三级（层），级置走马棚，下设板房为蔽，置艣数十其中，上下人语不相闻，艣厢皆裹以铁。每舰可载两三千人”，（《明史纪事本末》卷3）至于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的大船，大家也耳熟能详。即使到嘉靖年间，大明的战船依然领先。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双屿之战时，即使用了大福船。整个平倭战争，明军皆以福船为主力战舰。大福船有面宽3丈（30尺）和2.8丈两个规格。高大如楼，两桅，主桅有望斗。共有四层。底层放压舱石，三层宿舍，二层操作室，上层是作战层。福船尾部高翘，有木楼三层，便于瞭望、指挥。船舷设护板，以为屏蔽。面宽3丈的福船，按照俞大猷的战术配置，配100斤大弗朗机8架，鸟铳10门，神机箭100枝，喷筒30只，兵120人，舵工2人，指挥1人。共有船员123人。（《筹海图编》略云：可载百人）面宽2.8丈的福船配员106名。平倭战争后期，明军普遍增加了火器。这是战斗状态的编制，如果仅载人，则数百人肯定没有问题。

　　我在前文《<百家讲坛—豆腐渣工程>之“抗倭英雄戚继光讲座剖析”﹒关于倭》也讲到，倭寇没有海船，（后来王直等盗首应该有大船。）以至于“新倭寇论”者将此作为日本人无法侵犯我沿海的论据。与此相应，俞大猷、戚继光等人的诸多文献均多次说到：福船高大、可以“犁”沉敌船、斗船力而不斗人力……可知“超过了中国战舰的规模”的说法与事实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