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07-14 21:56:41
　　四十三、二伐高丽（1）
　　隋炀帝第一次东征失利的主要原因大致是：
　　一是隋炀帝战略意图在于逼降高丽而不在战。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上策，这也是隋炀帝几年来威服东突厥、西域各国得来的经验，因此，隋炀帝这次东征一反常态，出现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举措，比如，出师之前就大张旗鼓地在诏书中说出了二十四军各自的建制，进攻方向等等，也都是为这一战略服务的。但是，隋炀帝恰恰低估了高丽王的决心，致使一开始就已陷于被动了。
　　二是失去外援。隋炀帝的举动没有吓倒高丽，反而吓到了东突厥和百济。东突厥原本是大隋的臣属国，在启民可汗时期，一心一意地要当大隋的臣民，但隋炀帝及其决策层却抱着夷不乱华的思想，拒绝接纳东突厥的同化诉求，反而整修长城，把东突厥与内地完全隔离开来。虽然隋炀帝刻意提高对启民可汗的个人待遇，但隋朝政府的这一举动极大地伤害了东突厥上层贵族的感情，等到启民可汗去世、始毕可汗继位后，东突厥与大隋之间的关系已开始冷淡了下来。数年前，当隋炀帝北巡、在东突厥见到高丽使者时，曾威胁高丽人，如果不入朝进贡，自己将与东突厥军队一起巡视高丽国，但当隋炀帝真的东征时，东突厥并未出一兵一卒，显然，这肯定是高丽人从中离间的结果，无外乎说东突厥与高丽之间是唇亡齿寒的关系等等；当高丽在东北亚称雄时，百济王曾主动请求大隋出兵讨伐高丽，隋炀帝还命百济打探高丽的动静，但当隋军真的要出动时，百济同样感到了唇亡齿寒的压力，不仅没有支援隋军，相反还把隋军的军事行动暗中透露给了高丽，以期隋军与高丽两强相斗、相弊，自己能在夹缝中生存下来。

　　三是路途遥远。由于路途遥远，且东北作战季节太短等因素，要想一举灭掉高丽，必须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即：要先占领辽东，而后，以辽东为基地，再逐渐经营鸭绿江以东地区，这样的话，就不是一次战役就能解决问题的。正如南北朝对峙时期，北朝之所以到最后能取得对南朝的压倒性优势并赢得最后的胜利，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长江上游地区，先从南朝手中夺取汉中，进而占领益州，取得上游之利，既可以顺流而下，又屏护住关中，改变关中核心区域受到南朝威胁的不利态势；中游，经营南阳盆地，进而夺取南朝襄阳、江陵地区，与南朝划江而治，平分长江之利；下游，往往先是夺取山东半岛，斩断南朝威胁河北的臂膀，而后经营淮北，继而伺机夺取淮南，与南朝隔长江相望，压迫南朝的生存空间，等到北朝在上游占领了益州、中游拥有了襄阳、下游兵临长江时，南方政权的灭亡就只是时间问题了，三国的东吴是这样、南北朝的南陈亦是如此。同样的，基于高丽特殊的地理位置，要想一举灭掉一国，这本身就是不现实的。这与君主能力无关，而是一个客观现实，隋文帝如此、隋炀帝亦如此、到了唐太宗也是如此，都未能一举征服高丽，这倒不是高丽国祚如何，而是进攻方战略运用不当、急于求成而已。

　　至于这次东征过程中，隋军前线没有统率、军中设置安抚大使以及行动隐密性不强等等，这都是从小的方面分析的，也都是些细节，不是大的方向性问题，就不多说了。
　　隋炀帝回到洛阳后，将战败将领们全部打入大牢，但隋炀帝最生气的还不是萨水战败，而是宇文述等人私放了乙支文德，因此，他下令将刘士龙斩首示众，以向天下人谢罪。至于萨水之败的责任该由谁承担，隋炀帝颇费脑筋：按理说，对损失最大的宇文述应该处斩，但由于宇文述与隋炀帝之间特殊的关系，隋炀帝又不忍重处，遂将所有将领都削职为民。因在鸭绿江西岸时，隋军已粮食不足了，但于仲文依然强烈要求隋军渡江追击，因此，在追究责任时，众将都把过错都推到了于仲文身上，隋炀帝把众将都释放后，唯独没有释放于仲文。于仲文又羞又气，竟然在狱中得了重病，隋炀帝这才把他放了，于仲文被抬到家里，就去世了，终年六十八岁。这次东征前后，隋朝死去了好几位大臣：内史令元寿、观德王杨雄、纳言杨达、兵部尚书段文振、工部尚书宇文恺等等。

　　日期：2014-07-14 21:57:03
　　如果说隋朝的灭亡始于东征高丽，那么，大业八年第一次东征就是一个大隋王朝由极盛而走向衰落的转折点。主要标志就在于：东征大败、国内外声望大跌、国内矛盾加剧、各地开始出现了叛乱等等。虽然如此，假如隋炀帝此时就罢手还来得及，然而，决心要挽回面子的他根本没有止步的可能，他对侍从们说：“高丽这个区区蟊贼，竟敢对大国傲慢无礼，今天，就是拔山填海也能干成，更何况这个小丑？”左光禄大夫郭荣劝谏道：“蛮族失礼，这是臣下的事情，千钧强弩不会去射一只老鼠，陛下为何要降尊纡贵去和这个蟊贼对垒呢？”但隋炀帝不听。隋炀帝又问官复原职的太史令庾质：“这次出征如何？”庾质回答：“臣实在愚蠢，仍然还坚持原来的意见。陛下如果亲征，将造成极大的浪费。”隋炀帝大怒，说道：“我亲自出马尚且不行，现在只派人前去，岂能成功！”

　　在回到洛阳的三个月后，即大业九年（公元613年）一月二日，隋炀帝就下诏征调全国军队再次向涿郡集中，并开始招募壮士，担任“骁果”，整修辽东古城（今辽宁省辽阳市境），用于储备军粮。
　　三月十六日，隋炀帝从东都洛阳启程，命民部尚书樊子盖等人辅佐越王杨侗（元德太子杨昭长子）留守洛阳。四月二十七日，隋炀帝渡过了辽水。
　　这次讨伐高丽与上一次有相同之处，也有明显的不同。相同之处是：依然以水军直扑平壤，等待陆军到来；陆军则一路向东，直扑平壤。不同之处、也是有利之处则是：一、战略上的改变，改为以强攻为主，军中不再设置慰抚使；二、战术随之也改变了，不再大张旗鼓，而是兵贵神速，在第一次结束仅仅数月就发动了这一次进攻，也有这一层意思；三、隋炀帝汲取了上次的教训，不再遥控指挥，而是给前线指挥官以便宜行事之权，但军中仍设有监军；四、陆军也兵分两路：一路由官复原职的宇文述、杨义臣率领直接渡过鸭绿江，直插高丽腹地，与水军来护儿协同作战，围攻平壤；另一路以王仁恭等将以及隋炀帝亲自率领的后军为主体，负责清扫辽东高丽的各个据点，这样就避免了上一次在战役之初各路大军齐聚辽东、贻误战机的情况。五是招募骁果，部队战斗力有所增强。招募来的人都是心甘情愿来当兵的，很多都是想要在辽东建功立业的，据史书记载，这一次隋炀帝一共招募了数万骁果，对于招募来的骁果，隋炀帝不仅免除骁果一家的赋税、劳役，还给予骁果个人以优厚的待遇。

　　虽说是吃一堑长一智，隋军避免了上次出现的很多问题，但这次出兵，就国内外形势而言，也有很多不利因素，主要是：国内矛盾更加激化，农民起义呈现出由点到面、迅速扩大的态势。大业八年已有长白山王薄，平原刘霸道，章丘人杜伏威、辅公祏，清河窦建德等几股变民，到大业九年一月，杜彦冰、王润等人攻陷平原郡，洗劫而去；平原郡的李德逸聚众数万，称“阿舅贼”，骚扰山东；灵武（今宁夏自治区灵武市）的白瑜娑勾结突厥人，骚扰陇西地区，抢掠国营牧马场的战马，被人称为奴贼。二月，济北人韩进洛聚众数万，落草为寇。三月二日，济阴（今山东省定陶县西南）人孟海公起兵，盘踞周桥（今山东省定陶县西南），有数万之众。这个孟海公也是个奇葩，他只要是听人说话引用书上的话，就气不打一处来，顿时火冒三丈，总是立即下令把说话的人给杀了。北海人郭方预聚徒为盗，自号卢公，众至三万。济北人甄宝车聚众万余，寇掠城邑。

　　当时的变民主要集中在河北、山东一带，这里去年遭遇水灾、旱灾，百姓非常困苦，再加上东征高丽取道这里，百姓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劳役，因此，一呼百应，纷纷揭竿而起。齐郡有王薄、孟让，北海有郭方预，清河有张金称，平原有郝孝德，河间有格谦，渤海有孙宣雅，他们少则数万，多则十余万，到处攻击郡县。隋朝太平时间长了，前些年朝廷又下令天下百姓不得使用铁器等工具，以防作乱，造成的结果是内地武备废弛，军民不会打仗，地方郡县官吏遇到变民，都是望风溃散。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正是在此时，一位英雄横空出世，他就是齐郡的郡丞张须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