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坚持原则的人是令人敬佩的！他们大部分是东林党人。
　　闹得沸沸扬扬的“争国本”事件，是大臣和皇帝之间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在文武百官的力争下，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已20岁的朱常洛才勉强被册立为太子。
　　为了安慰郑贵妃，朱翊钧封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为福王，希望这个自己最疼爱的宝贝儿子一辈子都能幸福安康。
　　“国本”虽然争到了，但朱常洛的危机并没有结束，皇宫之内和朝廷之上的斗争仍在继续。
　　万历四十三年（1615），一个疯疯癫癫的壮汉，手持枣木棍，突然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宁宫，见人就打，一棍击倒了守门的太监。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梃击案”。
　　这个疯子到底想干什么？背后有没有人主使？“梃击案”审了很长的时间，也没审出个结果，最后不了了之。

　　终于，万历皇帝朱翊钧驾鹤升天，朱常洛苦苦熬过了整整三十八年，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但就在他即位第三十天的早晨，这位刚要大展宏图的皇帝竟莫名其妙地去世了。
　　随后围绕短命皇帝朱常洛的突然死亡，皇宫里又发生了著名的“红丸案”和“移宫案”。“明季三案”使朝臣与郑贵妃母子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很多东林人士坚持认为，三案的发生与郑贵妃及福王朱常洵不无关系。
　　后来，得势的九千岁魏忠贤为了专权，借“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组织手下人编篡了一部大作《三朝要典》，作为东林党人结党营私，挑拨皇室关系，诬陷福王、郑贵妃的罪证，妄图将朝廷之上的东林党人一网打尽。
　　从此，“三案”成为东林党人与阉党反复较量的工具。
　　作为老福王朱常洵的长子，朱由崧是东林党人眼里的一粒沙子。正是由于东林党人的不懈努力，万历皇帝朱翊钧和郑贵妃希望立爱子朱常洵为太子的图谋才最终化为泡影。他们担心，一旦朱由崧上台，势必重翻旧账，打击报复，东林党人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东林党人的担心不能说全无道理。钱谦益、雷演祚两人曾经对兵部右侍郎吕大器说：“福王觊觎天位，几酿大祸，若立其子，势将修衅三案，视我辈为俎上肉。”
　　钱谦益、吕大器等东林党人借“立贤”名义阻止朱由崧出山，既有他们的私心，更有他们的恐惧和无奈。
　　日期：2015-03-26 09:28:32
　　【005】
　　第一章 大臣们很纠结（4）

　　▲▲第三套方案
　　按照现代人的观点，选择德才兼备的接班人，是最正确、最科学、最民主的做法。但这一观点在古代宗法社会里却行不通。因为如果“以贤不以亲”，天下所有藩王都有资格起来争夺皇位，因为他们之中谁也不会承认自己昏庸、愚蠢。
　　在家中闲居的扬州进士郑元勋，一听到东林党人舍福王立潞王的议论，不禁长叹一声：“祸乱从此开始了！”
　　他解释说：“应该立的人不立，那么谁不可立？万一左良玉在武昌拥立一位藩王，郑芝龙在福建也拥立一位藩王，都挟天子以令诸侯，谁人能够阻止？再说立了关系疏远的潞王，把血统亲近的福王置于何地，是囚禁起来，还是杀掉？这必然会引起天下大乱啊！”
　　“争国本”的激烈斗争，使大批东林党人赢得了声誉，因为他们不顾私利，为了坚守原则和公道，不惜丢官掉脑袋，是一群铮铮铁骨的硬汉子。
　　可今天的钱谦益、吕大器等人，又一次面临着“争国本“的考验，却因为个人利害荣辱的考虑，选择了潞王，放弃了原则。比起万历年间那些坚持自己观点抗争到底的东林前辈们，他们实在差得太远了。
　　但坚持原则的人还是有的。比如都给事中章正宸，就一直力挺福王。他的观点是：当光宗朱常洛一支尚在时，就以光宗为“国本”；当光宗的子孙都没有了的时候，就应该以福藩为“国本”。如果说潞王可以越过福王，那么老福王朱常洵也就能够越过光宗，那还有什么国本可言！
　　在外边的武将们也坐不住了，开始各怀心事。驻兵扬州城外的总兵官高杰征询淮扬（淮安和扬州）巡抚路振飞的意见。路巡抚的回答斩钉截铁：
　　“议贤则乱，议亲则一，现在唯有福王。”
　　路振飞一面在当地召集民兵，训练精兵数万，一面派出十七位将官沿黄河一线严加防守。有人劝路振飞离开淮安前往南京拥立新君，路振飞感到为难。他动情的说：
　　“我一旦离开驻地，淮安、扬州都会保不住，天下大事就没法收拾了。”
　　路振飞把希望寄托在驻兵浦口的兵部尚书史可法身上，给史可法写去了一封亲笔信，信中说：
　　“伦序当在福王，请司马早定大计。”
　　立亲（朱由崧），还是立贤（朱常淓）？两派争执不下，都写信征求史可法的意见。
　　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安排好浦口一带的防务，正准备带几名亲兵回南京主持大计，淮扬巡抚路振飞和南京詹事府詹事姜曰广的亲笔信都到了。
　　史可法是著名东林党元老左光斗的学生，当然倾向于“立贤派”的意见。他捧着吕大器、姜曰广等人为福王朱由崧总结出来的“七不可立”—— 贪婪、淫乱、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不住的点头。
　　但史大人是一个讲原则的人，他担心舍亲立疏，会有人内心不服，引起麻烦和混乱，不利于今后恢复大明的事业。于是辗转反侧，反复权衡，左右为难。
　　正当史可法愁肠百结、犹豫不决的时候，一个人的出现很快使他拿定了主意。这个人就是凤阳总督马士英，他托人给史大人捎来一句口信：
　　“立君以贤，不宜拘泥于伦序。”
　　马士英，字瑶草，万历十九年（1591）生人。
　　他本姓李，祖籍梧州府藤县（今广西藤县）。据史书记载，马士英“与袁崇焕居同里，生同年，同登己未榜进士”，也就是说跟抗清名将袁崇焕是同乡、又同龄，还都是己未年（1619）考中的进士。
　　你可别以为跟大名鼎鼎的袁崇焕拉上了关系，是马士英的一种荣耀，因为这时的袁崇焕头上，还戴着一顶汉奸卖国贼的帽子，全国人民对他恨之入骨，直到清乾隆年间才正式平反昭雪，史书上专门提到他，只是想告诉大家：“此二人，同为误国之臣”。

　　历史就是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吊诡。
　　在马士英五岁的时候，因家中贫寒，他被贵阳一个姓马的槟榔贩子带走，认作螟蛉义子，从此改姓马，成了贵阳人。
　　崇祯十五年（1642），马士英就任凤阳总督，在同农民军作战中，屡次获胜。江北能保持如此繁华安定的局面，少不了马总督的一份功劳。
　　凤阳在南京附近，是大明王朝第一任CEO朱元璋的故里，朱元璋的祖先和父母的尸骨都埋葬在这里。这里是大明王朝的“圣地”。因此凤阳总督一职特别引人注目。

　　在明朝地方官中，凤阳总督是比较有实权的职位。何况马士英麾下还节制着四员身经百战的大将，都是没人敢惹的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