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07-08 13:28:10
　　【更新】 第二十六章 限佛运动 （上）
　　柴荣确实是五代十国最为杰出的帝王，他的能力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上马平天下，下马治国家”。
　　“上马平天下”指的是他的军事能力和成就，这已经被无数事实所证明，不需要再详细叙述了，至于“下马治国家”，我们前面曾经大略讲过他治理国家的表现，比如鼓励垦荒，发展生产，均定田赋，减轻赋税等等，他在郭威的基础上，进一步励精图治，锐意改革，促进了后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此处略去一百字，详见历史教科书），这些都是教科书上的老生常谈，也是一般贤明君主惯用的治国策略，并没有什么突破创新之处。

　　柴荣之所以是柴荣，之所以名垂青史，除了他的文治武功外，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他所做的两件事情，两件十分特别的事情，这两件事情，一件是大事，一件是小事。
　　柴荣所做的一件大事是限佛。
　　说到佛教，应该算是地地道道的进口宗教，它发源于古印度，大概在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在此之前，广大中国人民群众也有着花样繁多的宗教信仰，什么牛鬼蛇神，妖魔鬼怪，但大多数都可以归入封建迷信之列，民间并没有有组织、有教义、体系化、规模化且影响广泛的宗教信仰。于是，佛教这个“舶来品”就趁机抢占了这片当时世界经济最繁荣、人口最多、潜力最大的市场，迅速填补了中国宗教信仰的市场空白。

　　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到了南北朝时期，佛教就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宗教，大小寺院遍布全国，僧侣和尚人丁兴旺，善男信女更是数之不尽，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都对佛祖顶礼膜拜，就连许多皇帝都是释迦牟尼先生的忠实粉丝。
　　综观当时的中国宗教市场，佛教的市场占有率之高，信徒数量之多，影响之广泛深刻让其他宗教信仰望尘莫及，就连佛教最大的竞争对手，土生土长的本土宗教道教都被压制的喘不过气来，就更别提后来才挤入中国市场的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之流了。
　　事实上，一直到一千多年之后的今天，佛教仍然是中国的第一大宗教，这是着事实证据的，比如说武当山一直干不过少林寺，无论从功夫水平还是从旅游热度来看都是如此。
　　佛教在全中国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在任何竞争激烈的市场领域，都必须善于发现并且把握时机，迅速抢占市场空白，凭借先入为主建立起自己的竞争的优势，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令人称奇的是，在中国风光无限的佛教，在自己的发源地印度的地位却远没有在中国风光，在印度宗教市场占有率排行榜上，佛教只能屈居老二，另一支土生土长的宗教—印度教才是当之无愧的老大，而且两者之间的地位和占有率差别还不小，这种现象真是应了那句俗话：“墙里开花墙外香，东边不亮西边亮”。
　　佛教的地位在中国和印度之所以出现如此的反差，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历代统治者对佛教的大力扶持和推广，而他们之所以大力扶持和推广佛教，当然不是因为接受佛祖的聘任，立志做一名义务免费传教者，而是在于佛教教义提倡世人不要反抗，不要争斗，要忍受现世的痛苦，弃恶从善，以换取来世轮回，下辈子不再受苦。
　　佛教这种教义精神对于统治者麻痹劳动群众的反抗意识，教化广大百姓安于现状，忍受残酷的阶级剥削和压迫，无疑是具有积极作用的，所以历代统治者才会不遗余力的扶持和推广佛教，并且适应中国社会需要，对佛教进行适当的改造，甚至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崇敬佛祖，整日诵经念佛，由此涌现出一大批狂热的佛家忠实粉丝，梁武帝萧衍、一代女皇武则天同志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在此特别声明，上述这些并不是我个人见解，而是历史教科书和专家老师们告诉我的，如果你作为宗教信仰者对此有异议，完全可以保留意见。
　　换个角度来说，任何一件事物，只要有喜欢的，提倡的，就一定会有厌恶的，反对的，而喜欢、提倡佛教，与厌恶、反对佛教这两种行为有着特有的专业术语称呼，分别叫“崇佛”和“辟佛”。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反对佛教的人也不在少数，其中不乏著名人士，比如范缜、韩愈等等，但他们主要是在理论上反佛，对限制佛教发展并没有什么实际影响，真正名垂“佛史”的反佛战士是著名的“三武一宗”组合。
　　所谓的“三武一宗”是指历史上的三个皇帝，即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以及后周世宗柴荣，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一国之君，并且都是雄才大略的有为之君，相对反佛的普通知识分子，他们是有能力采取实际措施反对佛教的。事实上他们也确实都亲自牵头制造了一场场轰轰烈烈的反佛运动，这些运动在佛教史上被称为“三武一宗法难”。

　　对“三武一宗组合”中的“三武”及其辟佛事迹，我们在这里就不做详细探讨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翻阅相关历史资料，我们要重点介绍的是周世宗柴荣的限佛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