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05-06 11:17:22

　　书归正传，咱们接着聊袁世凯。因为上面提到的擢升，袁保恒在1874年回乡省亲。所谓发达不回家乡显摆，如锦衣夜行嘛，这也可以理解。这次回家，袁保恒见到了正处于疯玩儿状态的袁小四，遂决定将其捆在身边，带到京城去教育。
　　有的歪传说，袁保恒看到15岁的袁世凯就眼前一亮，认定他是袁家日后的希望所在，死缠烂打的非要承担起教育他的义务；也有人说，袁世凯生父袁保中自己是个老实人，对袁世凯十分的头疼。管吧，心有意而力不足，而且还有牛氏在中间袒护。不管吧，毕竟是自己的儿子，眼看着他往“歧途”上出溜，也不是个事儿。所以，恳求袁保恒把袁世凯带走。
　　朋友您想想，袁世凯毕竟是混过山东，趟过南京的主儿，能不比那些从始至终就窝在家里的同辈显得聪明机灵吗？不如此，才怪了呢。所以说什么他天赋异禀，而被堂叔相中，纯粹后人附会。倒是后一种说法，靠谱一些。中国原本就是一个宗族社会，所谓家者，指的就是一宗一族。袁保恒作为袁家早期历史上第二位的重要人物，对于老家里这个不安分的子侄，当然有义不容辞的管教义务。
　　日期：2014-05-06 14:16:29
　　这次被堂叔带到北京，年纪尚小的袁世凯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他在山东见到的无非是一些小小的地方官，在南京领略的也无非是在经历了太平天国之乱后释放出来的人们追求享乐的那一抹荣华富贵。而在北京，他领略到了官场的魅力，权力的魔力。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自从进了北京城，袁小四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虽然仍不喜欢枯燥、古板的应试教育，但是一改往日作风，十分的用功。朋友你或许会说，哪个人没有少年时期，哪个少年时期没有希望过成为大人眼中的好孩子的？对，这种说法是没错，但是有哪个人的少年时期能一以贯之，因为别人的目光始终改变自己的？袁慰庭在北京确实扎扎实实的耐住性子，一直在上辅导班的。

　　在此期间直接负责他学习的是另一位堂叔袁保龄，袁甲三的次子。这位堂叔因为位居已经变成冷衙门的内阁中书侍读——也就相当于现在全国政协下某部门秘书之类的闲职，而有较多时间来管教晚辈。众所周知，内阁这一行政机构成为国家管理部门，始自明太祖朱元璋。他为了避免宰相与皇帝争权，日后自己的儿孙被强势宰相绑架，才有此设计。到了清代，尤其是雍正时期，这个勤政、心虚的皇帝更喜欢找众多亲信开内部会议，久而久之就行政了一个新的机构——军机处。此时的内阁地位开始衰落，直到总理衙门的出现，完全成为一个位高权轻的衙门。内阁官员，也就再没了以前的权势、风光。

　　日期：2014-05-06 19:51:50
　　位高权轻的袁保龄一口气为袁世凯以及一同随他进京的兄弟袁世绳，请了三位老师，两位拿过省级文凭的举人，和一位拿过国家级文凭的进士。这三人分工明确，有的负责策论，有的负责诗词，有的负责练字，轮番上阵，力求在短时间内把袁世凯的成绩补习到一个新的水平。不得不说，还是帝都人才多啊！
　　因为袁慰庭之前的劣迹太过昭著，袁保龄原本把他的座位安排在塾师的旁边，把袁世绳安排另一个屋子，以防两人在下面眉来眼去的调皮捣蛋。不想袁世凯受到刺激之后，大发图强之志。往往袁保恒上朝当值之前，就起来攻读文章；袁保恒下班回来，袁世凯还在秉灯夜读。据传说，袁保恒曾和袁保龄交代过，注意小四同学的身体问题，担心他用功过度，重蹈曾祖父袁耀东的覆辙。
　　时人相信“一命二元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我们当然不会相信这个，但是这事儿放在袁世凯身上，确有凑巧的地方。因为正在他为自己之崛起而读书不久，也就是他进京的同年11月，其生父袁保中去世。这对于一心想走仕途的所有古人来说，都是一个说不得吐不出的苦果。因为按照儒家伦常道德，袁世凯应当听闻消息之后，马不停蹄的赶回家去为父披麻戴孝，守丧三年。也就是三年内不能办喜庆的事，不能参加科考。据传说，小四同学听闻噩耗也哭得昏天黑地、日月无光，还把嗓子哭得溃疡了——朋友你爱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关于守制三年的问题。这个规定从儒家的理论发展而来，慢慢成为传统中国官方规定的一条铁律，作为衡量子女孝顺与否的最低、最强制的要求。儒家之所以要求三年这个时间期限，是因为孔子认为人生下来，需要三年时间才能初步脱离父母的抚育，自己独立行走。在这三年中，父母要时刻看护子女，以保证其顺利成年。相应的，当父母去世时，子女因为还承担着社会责任，不可能永远沉湎于悲痛之中，但至少要通过三年的哀思来报答养育之恩。

　　为袁世凯解决这一伦理级难题的，还是时任袁家大家长的袁保恒。他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袁世凯过继给了袁保庆，他应该为袁保庆尽孝，而不是袁保中。所以可怜的袁世绳就被打发回家，默默的处理丧事去了。
　　日期：2014-05-06 20:37:46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就到了1876年秋闱。说来也巧，这个时间正好过了袁世凯应该为嗣父袁保庆守制的结点。再加上三位老师以及两位堂叔，都认为他学业虽未登峰造极，但也小有所称，说的直白、简单点儿就是，虽然在帝都这人才济济的地方还不算什么，但是回老家项城所在的河南陈州去应试，还是很有把握的。他满怀着小马乍行恨路窄，雏鸟初飞怨天低的心态参加了陈州府试。在自认为举人的头衔都十拿九稳的心态中，袁世凯光荣的落榜了。咱们前面提到过，相比于今天的高考，那时的科举更称得上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落个一两次榜，十分正常。被后人演绎为戊戌变法核心领袖的康有为，康圣人，考个举人还连考了八次呢。

　　但是袁世凯接受不了啊，而且后来功成名就的他更是接受不了。这样一来，就像他的祖籍可以被手下考察为袁崇焕的一支，这次落榜，也就有了新的解释。这就像现在的领导虽然因为一两次溃坝、重大交通事故等等受了处分，调离了原岗位，只要有机会再次掌权，总能影响媒体，给之前的事故一个责任不在自己的理由。

　　那么，这次袁世凯的考场失利，就被追责到了其日后的政敌瞿鸿机的头上。故事是怎样的呢？听笔者给您慢慢道来。
　　话说1870年，也就是这次考试的六年前，刚刚被超擢为翰林院侍读的瞿鸿机被外放陈州当学政——临时监考。按照清朝的规矩，上面派了监考官来，地方官是要尽力应酬的。这很像现在的三公经费的公费招待。人民大学的张鸣老师曾有一篇文章叫《官场过度症》，讲的是自古官员都要非常超标的接待领导，以防对方不满意。这种事情当然应该谴责，劳民伤财啊！可是，现实中不这么操作也是要冒极大风险的。这不，时任陈州知府的吴重熹就没有那么巴结瞿鸿机。当然，这也不是吴重熹有多么的廉洁、刚正不阿，而是他自恃出身名门，没把对方放在眼里而已。所以，只给了当时潜规则中比较少的“好处费”——小棚规。当时的瞿鸿机虽然恨得牙痒痒，但苦于自己位卑言轻，后面也没有靠山，只好忍气吞声的怀恨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