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以后,大一统制最终确立。从此以后,皇帝儿子被封为王的现象仍然是一直存在,但除了极个别例外情况,王已不能再建立自己的王国了。中国历代对于王的管理不同,有的朝代限制其参政,有的朝代如明朝,由于永乐大帝朱棣怕别人学习自己,就直接限制其人身自由,王在自己的封地城市里居住,无故不能出城,锦衣玉食形同高级囚犯。清代,咸丰时期的六阿哥恭亲王弈忻,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紧急关头支撑危局,但是也只能是重臣而已,不可能封疆立国,局势一缓即被雪藏。总之,在这一段时期,大一统制是中国的政治主流,封建制只在少数民族土司地区有所残留,而且被“改土归流”不断打压,一直压进了深山老林,解放后才全部废掉。另外,具有东方特色的中国附属国的朝贡体系,可以看作古代封建制的一个变种的发明。
我概括一下:大一统帝国这种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始于秦代。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七百年,不断出现反复,是封建制度与大一统帝国制度拉锯的时期。隋唐以后彻底确立。明清时期,这种制度的自我发展和完善达到了其历史顶点,同时也碰到了西方的挑战。
可能许多兄弟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世界主要的面积大国和人口大国当中,绝大多数实行联邦制,比如俄国、美国、英国、德国、印度、巴西、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尼等。没有采用联邦制的世界大国只有中国、日本、法国。而日本、法国地方政府也高度自治,权力明显大于中国地方政府。这种差异,就是源于古代各大文明区的封建制和大一统制的影响。
我个人观点认为,大一统的帝国制度是古代中国区别于世界的最为鲜明的两个特征之一。另一个特征是伦理型社会而不是宗教型社会,我将在以后的有关贴子中加以介绍。
这个大一统的特征,深刻地影响了今天的中国政治和经济,是我们理解当前中国社会现实的重要背景。今天的中国,虽然帝制已被推翻一百年,但千年以来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基本特征没有改变。这个现实有很深的历史根源,不是哪个人或哪个政党的主观决定那么简单就可以解释的。这个现实,也是理解中国当前的成就与失误、优势和劣势、力量和困难、以及中国崛起中诸多问题的一个出发点。所以,我认为有必要连续用这么长的几个贴子加以阐明。
中秋月明夜未央,室友鼻息已雷鸣。写到这里吧,累死我也!
待续
日期:2011-09-15 03:07:26
(四十三)
是不是只有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才能产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个分析又是个大活儿,可以写本书。为了偷懒起见,我继续举例说明。
插一句闲话,“举例”这个做法,上网发贴子闲聊可以,真搞论文不行。在前面的许多贴子里,我也是不断“举例”的。看上去有举重若轻之势,想起来有藏拙摆巧之嫌,实际上有以偏盖全之失,我的本意则是收到抛砖引玉之效。呵呵,兄弟们一起思考吧!
例如,契约精神。
契约就是合同,这个东西在经济上黑重要黑重要的。当然,在社会管理领域也黑重要。资本主义启蒙运动名著之一就是《社会契约论》嘛。围脖认为,契约精神是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经济)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石之一。基督教新教伦理中,有关于人神契约等内容,这些教义植根于社会意识深处,使基督教的社会公众比东方人更具有契约精神。
这个说法听起来是比较靠谱的。起码就目前现状而言,西方人的契约精神远远高于中国人。我们现在整天评比“重合同守信用单位”,原因就是不重合同、不守信用的单位实在太多。被评上的单位也不一定真守信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抓了多年,坑蒙拐骗现象倒是花样翻新,连吃的喝的东西都不放心了。
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地研究,会发现,现代契约精神的产生,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的传统文化和社会伦理中,都可以找到相似的源头。伊斯兰教对于人的诚实、信用和忠诚,也有一大堆教义和规范。真正虔诚的穆斯林是相当有定力的,你买东西不必担心他缺斤少两。儒学的仁义礼智信也包含了社会诚信观念,君子一诺千金,“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语)。总之,我看不出基督教义中关于契约诚信精神的“种子”比其它文化更多或者更强有力。
另一方面,围脖认为伊斯兰、儒家等教义和伦理精神有抑制工商业发展的成份,其实在基督教中同样也有。儒家社会的确存在重耕战、轻工商的顽固倾向,但是儒教文化下的中国人丝毫不缺少经商意识和能力。国内有晋徽等著名商帮,国外有华侨商人在世界各地辉煌创业。阿拉伯商人、波斯商人、印度商人自古就是非常有名的,他们的实力曾比欧洲商人大得多。所以,东方文明并不缺乏重商传统。即使中国政府不重商,民间也有强烈的重商逐利的传统。
而且,如果考察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那种没有契约精神的坑蒙拐骗现象,在包括基督教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在特定发展阶段上都曾经出现过。这似乎是一个不好避免的阶段性问题,各国只是在严重程度有所差异,与客观历史条件和政府治理水平有关。当各国市场经济发展成熟到一定程度后,这种现象又无一例外地逐步下降。
契约精神只是一例,我们还可以从其它许多方面去思考和论证。总之,我感觉仅仅凭基督教新教伦理,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资本主义经济为什么会在西方首先兴起的问题。
再多说一句,由于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核心,所以我总是觉得,把基督教与新兴的资本主义说到一块儿,客观上有点西方文化优越论的味道,仅管围脖先生的主观出发点不是这样。在近代的西方,基督教的文化优越感无比强烈。再加上有人把达尔文的学说推而广之到社会领域,形成了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再加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认为人口增长必然超过生产增长引发打仗,多打死几个以后大伙就宽松了。这样一套又一套的理论出来以后,西方国家更有理由瓜分世界,想不打两次世界大战都难。
扯远了。我们继续探讨资本主义经济是如何在西方四分五裂的小国中破土萌发的。
待续
(四十四)
日期:2011-09-15 04:23:21
(四十四)
在欧洲,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空间要强于世界其它地区,最终成为市场经济的发源地。其中的原因,有诸多解释。围脖从基督教新教伦理的角度进行了阐述。我试图从欧洲四分五裂的国家格局中寻求解释。把伟大的马克思韦伯放在自己的对立面上,我是不是太把自己当根葱了?呵呵。
由于随手在写,我没查资料,所以许多史料没有写上明确的时间,有兴趣的兄弟自己去细查吧。在中世纪的欧洲,小国家多如牛毛。虽然上面有一个罗马教皇,教皇基本相当于战国的周天子,实际政权都在各国国王手上。英国、法国、西班牙当时算是相当大的泱泱大国。德意志和意大利境内以及巴尔干半岛上,有数不清的小邦小国。德意两国要等到十九世纪晚期才完成统一。由于国家太多,分合错综,所以看欧洲历史是一件累死人的事情,我草草看了一遍就束之高阁了。
欧洲各小国之间经常打仗。为了土地,为了继承权,反正为了什么名目。由于通婚关系复杂,各国王室间多少都沾亲带故,所以打起仗来还有人帮忙,很容易发展成一场群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国王们为了打仗,就要筹款。当然,为了建王宫、办婚礼、建城堡、修教堂、搞面子工程等等事项,也需要筹款。在中国,筹款比较简易,加税加捐就是了。中国老百姓说,一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就是这个意思。实在不行,中国官府还可以强行征收富户的财产充公,或者纵兵抢劫以充实军饷。元末明末的官军都是这么干的。当年国民党也这么干过,所以汤恩伯将军光荣地与水灾、旱灾和蝗虫一起被河南人民誉为“四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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